第二章

 黄大志*

19世纪移居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以贫苦农民为主。基于当时新加坡经济体制主要依赖转口贸易，移居来新后许多人生计也因此与转口贸易有关，与它有联系的正式和非正式服务行业，盛衰随宗主工业国对殖民地原产品需求多寡而波动。兴盛时，海港码头、新加坡河口与毗连的街道、居民聚落，是苦力、流动小贩、人力车夫为生活日夜奔波之处。入夜，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鸦片馆、神女、江湖卖药、路边小吃、地方戏、地下赌场等地却忙碌一片。在这海港经济的支撑下，由此衍生的各行各业提供了资金累计的可能，特别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国际分工体制下极为重要的仲介商角色。对于新加坡华人资本的形成过程，林远辉、张应龙[1]曾作了深入的论述。据研究，转口贸易为资本累积的根本，而它的累积方式却依附于殖民政府的经营政策。最早的是猪仔华工的人头税。从新加坡开埠到1916年猪仔制废除之前，由福建和广东运到的苦力身上，都得加上经营航运以及负责贩运分配猪仔劳动力的利润。在间接管治的英国垄断资本下，华商获得某些税收承包权。英殖民当局将经营鸦片、赌博、酒和典当的税收，通过投标或者私下协议的方式，发给专利权。第一手承包人也可再分给其他人承包。第一手承包人多为社会领袖或已成名的富商。此外，华人的商业活动种类多样化；从出入口商、仲介商到各形式的零售商都有。经营的商品，从入口自工业国的棉织品、工业制成品到中国的杂货、生丝、茶叶、陶器，到东南亚各地出产的香料、稻米和矿产都无所不包[2]。

银行是英国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柱。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819年把新加坡建成自由港后，新加坡便逐渐取代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现为雅加达）于东南亚的贸易枢纽地位。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英国于1846年就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家银行即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到了19世纪末，新加坡已有七家英资银行，包括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1855），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 1859） 和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1884)。英资银行业务种类多，包括发行货币、金融汇兑、信贷等。一直到19世纪末，殖民地政府才设立货币局，统一发行叻币，并使之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进一步巩固新加坡的贸易地位[3]。

19世纪中期，华人企业家已在马来半岛霹雳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等地设立锡矿和种植公司，支付工资以实物为主。到了19世纪末，开始进入货币工资形式[4]。一些港主[5]甚至发行自己的纸币，相当于中国内地钱庄发行的小额银票，功能大同小异。锡矿和种植业等土产出口贸易，离不开与银行的商业来往。在还没有华资银行之前，华商只有依靠英资或其他银行融资、贷款、存款。自1870年代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行，蒸汽货轮速度加快，欧美工业化取得更大幅度增长，国际贸易因而扩大。整体市场的发展，意味着英国与荷兰殖民者必须分别深化开发马来亚和印尼群岛腹地，以取得更多工业原料，这使新加坡华商从中受益。另有令华商感到有迫切需要建立自己银行的一点是，英国殖民政府设立的‘买办制度’存有不少弊端。华商向西方银行贷款，需买办做保人。除了抽佣金，这些保人效率低，也经常信用不可靠。 19世纪的华资企业，不但商业资本受制于西方银行，经营方式比较保守、也不重视专业人才，使它们无法在国际贸易发挥主导作用[6]。

20世纪初，一系列华资银行在新加坡面世。1903年，新加坡第一家华资银行是广府籍人黄亚福为首创办的广益银行，该行10年后因管理不善，欠债540多万叻元，宣布停业。1906年，潮州籍人设立了四海通银行。1912 和1917年，以福建籍人为主的一批商家分别开办华商银行及和丰银行(Ho Hong Bank)。和丰是首家拥有自己外汇业务的华资银行。1919年，福建林文庆、林义顺[7]、邱国瓦等创办华侨银行。 接着以余东旋为首的广东帮又在1920年设 立利华银行(Lee Wah Bank)。193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促使华侨银行主动在1932年将华商及和丰合并，成为新加坡资本最雄厚的华资银行，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其分行就已分布马、泰、印尼、越南各大城市。大华银行也属福建帮，成立于1935年，属后进者[8]。 第二次大战后，华资银行由日治时期的低靡状态中逐渐复苏。1950年代胶、锡价格上涨更使其业务好转。在有利发展的条件下，连瀛洲联合陈六使等在1949年成立华联银行(Overseas Union Bank)。另一家由客籍商家筹办的崇侨银行(Chung Kiaw Bank)，1950年2月成立，主席为胡文虎。随后成立的还有工商银行（1954）、亚洲商业银行（1959）、远东银行(1959)和达利银行(Tat Lee Bank 1975）[9]。从20世纪初到1959年自治时，华资银行基本上维持在以转口贸易为核心的业务性质。在殖民地体系中，华资银行屈就于英外资银行之下，以服务自身企业与本区域小商民为主。

传统的华资银行有浓厚的以氏族、血统、婚姻或收养等关系建立起来的体制，它强调‘自我保护’和独立性，一般上缺乏组织精密的概念，商业决策体现‘家长制作风’，甚至带有‘江湖义气’般的非理性成分，比如说生意选择对象以同方言为主要根据。这种靠地缘、血缘关系操作的经济活动，资金主要来自同乡会、同宗会的商业伙伴，以及亲朋好友。在与有生意来往的企业之间，网络密切，而网络以外，则少联系[10]。在市场规模小、竞争性不强的范畴内，华资银行颇能在小风浪中稳健成长。独立后，新加坡政府经营的各种政联企业[11]，大幅度取代了英资资本的原先地位。但同时，由于需借拥有先进生产技术和掌控国际市场的外资企业带动经济增长，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引进大批跨国公司。这个现代化过程在不到20年时间便把传统的华资家庭式手工业淘汰，或将它们引进较新式的中小 型企业，成为新加坡现代化企业的一环。 另一方面，象征并代表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银行业，即使是仍旧以家族为本的华资银行，顺理成章地走进了新时代，并像许多独立的新兴国家一样，受到政府的扶持和保护。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自治期（1959–1963）和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期（1963–1965），便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其治国方针之一。对华资银行来说，可看成‘备战期’。新加坡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后，采用出口导向的经济策略，致力把自己建成一个东南亚的工业重点和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从1968年起，政府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就以此目标为依据。这一年，财政部通过税务改革开创亚元市场，方便各国银行之间在新加坡从事交易，向海外银行筹集外汇，让本区域银行借贷[12]。1970年设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它的职务类似国家中央银行，除了不印发货币[13]，金融局监管所有银行、金融、保险、汇兑、外汇、期货、股票等事务。该局为鼓励银行与金融界的良性竞争，设施减税优惠、放宽外汇管制，同时让更多外资银行来新营业，更多拥有银行与金融专业知识的外国人来新就业[14]。此外，金融局还扮演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货币稳定的角色。

在1970到1985年间，金融局虽然允许大量外资流入以促进工商业成长，但它的基本政策还是维护本国银行利益的。按1970年通过的金融管理局条例，银行准证共分为三类，即（1）全面银行（2）限制级银行（3）岸外银行(offshore licence)。限制级银行无权接受本地存款，一般得依靠其他银行的贷款，来支持它向本地客户贷出新元。岸外银行指只能以新加坡为营业基地，从事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也无权涉及本地存款业务。具备了保护本地银行条例后，新加坡的银行总行与分行数目，从1970年的37间增加到1986年的136间。为加强新加坡的国际金融地位，这136间中，63%是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岸外银行，获授予经营亚元的权利。此外，这些先进国还设有超过50家商业银行(merchant banks)，权限颇似限制级银行，业务以贷款，经销公债、股票、提供投资管理、专门咨询、信托管理等服务为主。亚元市场的交易以美元为主，到了1985年底，亚元在新加坡的总资产达到1,550亿美元[15]。

新加坡发展银行(The 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简称星展银行，设立于1968年，当时主要职能是支援、配合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的工业化政策。稍后走向多功能，业务包括一般存贷款、房地产开发等，但它的招商原则没有改变，贷款政策仍然着重发展的项目是否对新加坡的经济有效益，它支持过的大项目包括本地造船业、莱佛仕城（Raffles City）建设。在1970年代，制造业贷款占了将近一半[16]。星展银行资金先由政府拨款，参与者还有其他商业银行。

随着新加坡政府的现代化步伐，70年代是华资银行从家族式企业走向新型企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开端。这一现代化过程能顺利展开，除了来自政府施加的压力，华资银行本身在20世纪50、60年代也获得两个大机遇，协助其累积了一定资金，在70年代时转化为现代化的再投资资金。首先是1950–1953的朝鲜战争，战争把属于战略物资的橡胶价格推向高峰。拥有大片橡胶园、并从事出口的华商赚取了丰厚利润。其次是，50年代以后，英国许多投资公司，面对殖民地不断争取独立的形势，陆续撤出其经济势力。华资银行趁此机会以低价买入其在马来亚半岛的资产，70年代后资产增值赚了不少钱[17]。

另一方面，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度，从1980年代开始，银行高科技促成了国际银行业的巨大变化，从统一管理和严格分工转入放松管制阶段。管制放松与自由竞争的结果，以美国来说，银行业机构在业务迅速增长的同时，其总数反而由1985年的85,083家减到1996年的82,476家[18]。从过去20年间，美国银行业务与资产规模的扩张，可以说明银行高科技的创新就像以往的工业技术革新一样，把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效率、国际应用普及性又推前一个阶段。这对与西方经济强势国紧密挂钩的新加坡来说，商业银行从实体向虚拟方向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发展。刚在70年代开始尝试摆脱‘家庭生意’影子、朝专业化迈进的华资银行，无疑又是一个严厉的挑战。

新加坡商业银行的高科技化改革，其实在1980年代就已开始。为配合国际竞争以及让198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萧条加速复苏，稳固金融枢纽地位与方向，新加坡贸工部在1986年初研究了对策，并制订了新的金融政策，使自身国际财经服务更具吸引力[19]。对策研究了阻挠经济增长因素，譬如公司税偏高、对国民从海外汇款中抽税、私人企业投资资金和财经专业人才不足等等。研究报告鉴定了四个有潜能促进增长的发展方向及其落实办法，即（1）投资风险管理：提供更有利投资的税收与管制条件，积极开发基金管理这个行业，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2）基金管理：撤销基金管理行业的税务，公积金存户应获准利用部分存款，交给基金经理规划投资；（3）资本市场：现行的法律与管制措施已无法应付激变的资本市场活动，必须作出适当的改革，加强其灵活性，从而在保护投资者的同时，开发更大债券市场；（4）非上市证券市场：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应尽快让非上市证券有自己的交易市场。以上这些措施和配合办法，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变化，并趋向简化、更灵活、更侧重管理素质。这也说明了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的一般逻辑性。

然而，改革的步伐却难于赶得上国际间因金融市场自由化而带来的风险。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相续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又令许多国家政府考虑到在放宽金融作业时，一定的监管是异常必要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1997年8月进行了金融业改革，以制订更有效的监管系统。随着在2001年，针对银行业的发展策略也作了改变。新政策综合了放任与监管两者的优缺点，修正银行法令，项目包括下列各点[20]。

4.   银行业须进一步整合以削减开支，加强竞争力[21]；

银行业的国际化、网络化、高度竞争性迫使新加坡银行得不断解决新出现的难题。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加坡同时面对高工资政策[22]、地价租金高涨引起的压力，降低成本也成了当务之急。为了能跟国际银行竞争，银行之间的收购、合并以扩大规模和实力也是刻不容缓。被看成较为保守、较国际银行缺乏前瞻性心态、‘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的新加坡华资银行，在政府‘不得不开放银行业，停止保护本地银行[23]’时，又将如何求存？我们以大华银行作为一个实例，探讨它是如何度过数十年的风雨，尤其是1999年金融管理局开放银行业，2001年使之更自由化、本地银行业的保护网渐被拆除后[24]，又如何度过整合的压力，并继续开拓小岛外的疆界。

黄祖耀在1974年继承父亲黄庆昌为大华银行集团主席兼总裁。与几乎所有新加坡早期华人银行家一样，黄庆昌也是从橡胶、胡椒等土产出口贸易起家。1935年他联合六位新、马华商建立大华银行时，也主要为入口商、小市民等服务，这个情况基本上一直维持到新加坡独立时期。1965年后，随着政府立意要把新加坡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银行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机遇中得到突破。大华在策略上紧密配合政府的工商业计划，银行业务由信贷进入投资控股、信托、亚元市场。工业方面，初期曾参与劳力密集的纺织厂，政府投资的重工业大众钢铁厂、裕廊造船厂等项目。1970年银行挂牌上市，随后业务更是突飞猛进，进入多元化，业务也以附属公司形式扩大，经营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投资管理、房地产、酒店业、股票期权投资、客帐融通、利率信贷等[25]。1971年，大华收购崇侨银行在它的旗帜下，接着又在1972年和1974年分别收购了利华银行和远东银行[26]。

大华银行第二次机遇是1973–74年石油危机赐给的。随后，西方先进国工业资本大量流入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在吸收工业投资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允许更多外国银行在新设立分行。有了竞争但仍然得到保护下[27]，大华银行进行了自我更新、促进生产力、提高效率的一系列改革，开始强调银行业的专业性、管理人才素质的重要性与营业技巧。1980年代期间，大华银行一面把业务合理化、科技化（引进电脑系统、现金自动提款机等），一面向亚太地区发展。在东南亚各国、台湾、香港、澳洲、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地总共设有100多家分行。

1980年代中期以还全球化加剧，是大华银行的第三次机遇，也可说成考验。兼并变得是大华银行扩张的主要形式，它先后以多种方式收购工商银行（1984）， 和华联银行（2001）。尽管竞争如何激烈，新加坡银行业仍然是盈利潜能十分丰厚的行业。2003年大华银行的税后净利达12亿新元，较另外两家本地银行高：新加坡发展银行为10.25亿新元，华侨银行为9.54亿新元。盈利中新加坡业务占75.6%，海外占24.4%。大华今后将以扩充海外业务为优先计划，目标包括印度、印尼、泰国和中国[28]。

1997年以来，新加坡银行已由七家减到三家，即新加坡发展银行，华侨银行，大华银行。三家本地银行都非常积极在亚太地区拓展业务。星展银行集团已是香港的第四大银行集团，65间分行遍布全港，资产总值1,960亿港元，员工大约3,600人。2004年3月底，华侨银行以1.19亿新元收购印尼的NISP银行的22.5%股权[29]。大华也不落人后，除了在1999年收购了泰国的大华汇宝银行（UOB Radanasin Bank），2004年5月，又以9.42亿新元高过市价买下另一家泰国的亚洲银行的80.77%股权。此外也正研究收购印尼宇宙银行（Bank Buana）的23%股权。大华银行的收购行动，按其主席黄祖耀的说法，就是要完成大华成为亚太地区首席银行的使命[30]。

如果说机遇让大华继续大量盈利并扩充，考验就可说成它今后在海外扩充业务的同时，必须慎重考虑金融管理局在2000年发出的政策声明，声明规定银行必须脱售非核心资产并且撤销集团属下公司交叉持股的股权结构。在新加坡三家银行之中，大华的情况最显著[31]。2004年初新加坡金融界争夺大华属下公司大华置业股权一事，就可理解与这项政策有关。

大华置业（United Overseas Land）于1974年正式成为大华银行集团控制的房地产公司，包括酒店业。到2003年底为止，大华置业的房地产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澳洲、越南等地，总资产约30亿新元。2004年以来，代表金融管理局执行政策的淡马锡控股[32]便积极收购大华置业股权，其用意可能是要使政联房地产公司的资本更为集中庞大，以加强其在亚太地区包括中国的竞争力。看来，大华最终应会又将配合政府的政策，出让本身的控制权。

从1964年只拥有五家分行的中型企业，大华银行已飞跃式地发展到目前238家分布全球各地的跨国公司，累积资产超过130亿新元[33]。大华银行的飞跃，也代表黄祖耀个人的成功史。但在全球银行业整合激化、着重知识经济、专业化的今天，企业是否应多元化或是侧重核心业务为上策，目前似乎还未有定论。这也许是黄祖耀对大华置业被收购一事难以取舍的缘由吧？

经过100年的演变，华资银行从小规模、家族取向、‘自我保护’性质浓厚的融资信贷银行，发展成跨国界、经营结构多元化、管理现代化、专业化的资金庞大银行。全新加坡金融与商业性服务的就业人数也从1980年的8.43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3.85万人，2000年的26.14万人[34]。鉴于金融业的增值率较工业高，其对民生、消费市场的影响巨大。尽管如此，在各国政府日渐放宽金融管制、金融制度趋向自由化、操作系统愈来愈虚拟化和电脑化的同时，国际金融业之间的竞争却越是激烈，兼并的危机四伏。今天，新加坡只剩下两家华资银行，即大华银行与华侨银行。是否仍有必要合并为一家以加强实力，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商场如战场，决定战场上的胜利，并非绝对取决于‘兵多将广、粮草充足’。大而管理不当，才是兵家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