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加坡华族妇女职业变迁（1959-1979）

贾  杉 *

19世纪上半叶开始，大批华人从中国大陆来到新加坡谋生，早期移民以男性为主，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女性移民的数量不断增长。作为当地人数最多的一个种族，[1] 华人在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华族妇女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她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为建设新加坡辛勤耕耘。然而，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和学术偏见使得新加坡华族妇女研究在学术界处于边缘，尽管近年来华侨华族妇女史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整体看来，不论研究范围还是深度都存在不足之处，[2]尤其是对新加坡华族妇女职业的研究更显薄弱。

首先，从研究的时间段上看，存在一种断层现象。就是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对60年代之前及之后的新加坡华族妇女职业都各有研究，但是从1959年自治到60年代成立独立国家再到70年代末这段新加坡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的华族妇女职业动态发展的研究却显得力度不足。[3]

早期的新加坡华族妇女大多是侨生。从19世纪上半叶起大批华人移民新加坡，1853年始有中国妇女为避太平天国之乱来到新加坡，但中国妇女真正开始移民新加坡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之事。随着移民潮的高涨，中国女性移民人数不断增加，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1936年进入海峡殖民地的华族妇女有62,124人（包括成年妇女和女童），1937年达到115,205人。[4]这些移民妇女一部分留在新加坡谋生，大部分进入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谋生。

 华族妇女自踏上新加坡土地之日起，就开始参加各种社会经济活动。19世纪下半叶，她们一般从事的职业有：小贩、女佣、裁缝、妓女等。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华族妇女的职业种类大大增多，就业人数也大幅增长。许多妇女投入了农业、商业、橡胶业、锡业及建筑业等行业，据统计，新加坡女性劳动力从1921年占总劳动力的5%上升到1957年的21.6%，[5] 而女性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华族妇女。

综合看来，自治前新加坡华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受经济因素、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业妇女可选择的职业范围非常有限，多数都集中在非技术或半技术性行业中。据1921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在所有参与有薪职业的华族妇女中，从事服务业的人数最多，其后依次是橡胶园女工、裁缝、小贩等。但在工程师、经理等职业中却连1位女性都没有。[6]  第二，与华人男子相比，自治前华族妇女的就业水平明显较低，例如1957年新加坡华族男子的经济参与率是49.4%，而女子仅为14.2%，两者相差约3.5倍。[7] 而且，除了在助产护士、佣人之类职业中华族妇女的人数多于男性外，其他各类职业则几乎都是由男性占主导。[8] 第三，职业构成和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性。例如：从事娼妓业的多为广府人，家庭女佣大部分都是广东顺德一带的妇女，建筑女工则主要来自广东三水地区。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新加坡从此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进程加快，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渐摆脱了对传统转口贸易的依赖，从而转向发展制造业、运输通讯和金融及商业服务。其中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1960年制造业在新加坡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12.7%，1980年则上升到23.9%，增长了近1倍。[9] 新加坡经济结构的变化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使得许多华族妇女被吸收进了劳动力市场，华族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1957年的21.8%，上升到1978年的40.5%，增长了近两倍。[10]

在华族妇女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其行业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如表1所示： 1957年有44.5%的华族女性劳动力集中在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和商业，分别占了21%和16%。 1970年，新加坡经过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制造业迅速崛起，华族妇女在制造业中的比例增加到32.2%，增长速度最快，这意味着在每3个就业的华族妇女中几乎就有1人是属于制造业。服务业的比例虽然下降了8.3%，但从业人数依然最多。

表1 ：1957、1970及1978年新加坡华人
劳动妇女行业分类统计（%）

表2 ：1957、1970及1980年新加坡10岁以上
华族妇女职业构成比例（%）

自治前，服务类职业尤其是家庭和私人服务工作如家庭女佣、裁缝、洗衣工人等曾是华族妇女最常从事的职业，1957年有35.7%的华人劳动妇女集中在社区、社会及私人服务业中（参见表2）。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妇女教育水平提高，华族妇女在自治后近20年中从事服务类职业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参见表2），但与华人男性相比，华族妇女在服务类职业中依然占大部分比例，1980年该行业中华人男女的比例约为1：1.5。[11]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新加坡就已经出现了华人女理发师，[12]俗称“理发女”或“剪发妹”。自治前，虽然女理发师的数量逐年增长，但理发行业依然是男理发师的天下。[13]

到了60、70年代，新加坡的理发业已然成为了华人女性主导的行业。完全由女理发师组成的各种女子理发院“可以说是有如雨后春笋，纷纷在星加坡各处冒出芽头，开始滋长，有的得地利人和之益，营业有长足的进步，顾客如云”。[14]究其原因，主要是新加坡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往简单的剪发服务已经不能满足顾客需求。而女子理发院提供的电发、染发、按摩、美容等服务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的变化。同时，由于劳动力不断增加，一些没有获得什么学历文凭，无法进入白领阶层，而又希望求得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的妇女便选择投入这个行业，不但可以学习一技之长还能保证衣食无忧。就像一个女理发师所说的那样：“我自知不是学习的‘料’，所以，初中还未念完，便向家人表明心迹，说要出来学一门手艺。在家人同意下，我跟随表姐，在她开设的一间电发院学电发。……虽然‘电发’不是一门什么高薪的工作，毕竟它是一门手艺，一种谋生的技能。……再说，做电发的，一般上都有供给膳宿。吃和住既不成问题，每日的开销自然减轻了不少，如能在其他方面再节省一些，把能够储存下来的钱都储存下来，日积月累，数目自然可观。”[15]据相关调查显示：在新加坡70年代初，与其他教育程度低的妇女所从事的女佣、工厂女工等相比，女理发师收入最好，工作最自由。[16] 

华族妇女快速进入并主导了理发师这个职业，给男子理发师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过去，女理发师给人的印象是带有色情意味的职业，她们不过被看作是理发院中招徕客人的工具。一位干了20多年理发师工作的妇女说：“当时一般人的思想还很落伍，他们认为女人替男人理发是件丢脸的事，简直比女招待还要下贱。理由是女招待只不过捧茶水给客人，而剪发妹却要亲手去为顾客理发、洗发、修脸，遇着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家伙，多少总要吃亏的。”[17] 然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人们开始以自然正常的眼光看待女理发师。于是，女理发师日益“吃香”，女子理发院一家接一家的开张，甚至一些男子理发院为了继续生存不得不改弦更张，变成了女子理发院。[18]男理发师虽然并没有被完全取代，还是有生意可做，但是在收入上是无法与女理发师相比。

尽管和以往相比，女理发师这个职业一般已经被视为正当职业，但不可否认，人们还是习惯把它和“女色”联系到一起。一方面是传统旧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女子理发业自身的特点有关。新加坡60、70年代的女子理发业都是劳资双方合伙经营分摊制，收入一般由理发师和理发院五五或六四分。只有多做才能多赚。所以，为了吸引顾客尤其是男性顾客，各女子理发院对女理发师的要求往往先是“温柔”、“身材美”、“容貌漂亮”、“口才流利”，“而手艺在这里似乎并不重要。”[19]那些年轻貌美的女理发师最受欢迎，收入也较高，“但如果正当红时不善积蓄，曾几何时，色衰爱弛，工作精力不济，收入就日益减少”。[20]

巴士售票员是巴士公司女员工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1974年，新加坡的巴士公司第一次招聘女售票员，刚开始只有几名应聘者，但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女售票员的人数快速增长，据1975年数据显示：到8月为止，新加坡巴士有限公司已经有731名女售票员，占售票员总数的20%。[21] 在人们传统思想里，这是一个抛头露面的工作，不适合妇女从事。但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以及妇女们进入该职业后出色的表现，使得人们逐渐接受女售票员并对她们的工作大加赞扬。甚至有人还专门写诗来歌颂她们跨越职业性别领域的勇气：

……”[22]

女售票员的收入虽然较高，看起来工作内容也很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女售票员凌凤说：“本来我以为当一名巴士女售票员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因为它不必任何生活技能；也不必有高深的学识，它的工作只是售票而已。上了工之后，我才体会到这种工作的复杂性。”[23] 另一个女售票员详细解释道：“一位巴士女剪票员在工作的过程中所负的责任是相当繁重的，精神负荷也不轻。要做一位好剪票员除了做好剪票子的工作外，还必须负责照顾巴士车上乘客的安全，提供周到的服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和麻烦，在工作时精神必须充沛，动作要快捷，头脑要灵活。……同时，还必须有足够的胆识和智慧，以便能够面对一些意外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尤其是女剪票员常常还会遇到一些搭客不礼貌的事迹。”[24]

进入巴士公司的女员工，大多都对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认为售票员、查票员、巴士司机这样原来男人做的工作，女人也一样可以做好。但是，这些为妇女开放的新职业，也给女职员们带来了新困扰，尤其体现在已婚女职员身上。尽管根据新加坡劳工法，职业妇女可以享受两个月的生产假期：生产前一个月，生产后一个月。但怀孕对于巴士公司已婚女售票员、女司机以及女剪票员来说都绝对是个负担。以一位女售票员的感受为例：“在一辆拥挤的巴士车里，特别是在交通最繁忙的时间，作为一名怀孕的女搭客，要在拥塞的车厢里走动都很困难了，何况我们还要在车上剪票，要在颠簸的路上使自己平衡，这不是更加困难？”[25]巴士公司对于雇佣女职员引起的这些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例如适当调整假期、分配女职员到设备较好，环境较舒适的巴士上服务等措施。总之，随着巴士女职员在该行业中越来越受认可，她们的境遇也在不断改善。

在1959–1979年新加坡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得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在制造业中表现特别突出。这些增加的从业者中华族妇女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57年新加坡制造业有华人女性16,005人，1978年就已经达到90,322人，增加了近5倍，占该行业全部从业女性的73%。[26] 大部分从事制造业的华族妇女都是非技术和半技术类工作的蓝领工人，她们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的制造业中，电子行业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吸收了制造业中大部分的女性劳动力，电子女工逐渐成为女性产业工人的主体。[27]同时该职业也就成为新加坡华族妇女职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兴职业。电子女工们的教育程度都不高，一般都只是小学或初中毕业。与其他各类职业相比，女工向来都是工作最辛苦的一个职业，尤其是对于电子女工来说，更是如此，她们更容易患职业病。

首先，因为电子行业的特点，电子女工往往要处理非常微小的元件，很多线路还需要依靠显微镜来焊接，所以电子女工的视力损害非常严重。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家薇薇安·林在新加坡两家电子工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女工有17.2%患有眼部疾病，而那些不在生产线工作的患眼疾的比例只有2.5%；此外，25%使用显微镜操作的女工都患有近视，但那些不使用显微镜的女工的近视率只有5%。[28]

其次，电子工厂内的冷气也是损害电子女工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新加坡这个气候炎热的国家，电子工厂纷纷打出“冷气开放”等广告来吸引工人，看似诱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电子女工林美萍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秘：“电子厂内的冷气都开得非常大，经常把人冻得发抖。有一次，一个女工问管工：请问冷气能关小一点吗？另一位冻得嘴唇发白的女工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但管工说：‘你们也许不习惯吧，做久了就不会觉得冷！’说完那位管工便走了。这时一位女工向我们解释说：‘哎，别太天真了！管工怎么会管我们的死活！电子粒才是他们的生命！你们以为厂房里有冷气便是享受，其实是因为那些电子粒，不在冷气的环境下便不能生产！冷气越大对电子粒越有利。’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电子工厂都装有冷气。”[29] 长期在这种冷气环境下工作的女工特别容易伤风感冒，皮肤粗糙。

第三，由于电子工厂几乎都采用流水线生产方式，分工非常细，这样一来工作就非常单调，女工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保持同一个姿势。这种工作方式使得很多女工都有肌肉疼痛等疾病。据薇薇安·林的统计，在513名女工中有408名都有肌肉疼痛、痉挛之类的现象。[30]而且，高强度的流水线生产也容易给女工造成精神紧张与心理压力，在新加坡一间电子工厂中有59%的女工认为流水线生产会引起她们精神焦虑与不安。[31]

尽管电子女工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她们的收入却处于较低水平。在新加坡的电子工厂中，女工一般占工人总数的90%，男工则多是做修理员和管工。[32] 据1978年有人统计，男工的月薪资普遍比女工高出30到50元不等。[33] 而且女工在工作中造成的健康伤害，也得不到适当补偿，“如果眼力损坏了，厂方也不过是赔偿你几百元的‘保险费’损失就算了，说不定还会叫你‘另谋高就’。”[34]

同时，电子女工很难在工作中提高技能和知识水平。一方面是由于轮班制使得她们的作息时间晨昏颠倒，失去接受各种教育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电子女工是非技术类工作，只要受过简单的岗位培训就能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女工们在重复单调的流水线工作中较少有什么技术能力的提高。因此，电子女工很难从这个职业流动到社会地位、待遇等较高的职业中去。即使有些工作表现好的女工被调升到组长职位，或是担任指导新工指导员，“然而，几百个女工中，也不过有几位能有这种机会罢了。”[35]

专业技术类职业对从业者要求较高，一般都是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员才能胜任。新加坡华族妇女大多集中于非技术或半技术职业中，在专业技术类职业里的比例并不高。甚至在自治后的20年中，华人劳动妇女在专业技术类职业领域都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1957年有8.2%的华人职业妇女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1980年该比例为10.5%，增长幅度不大（参见表2）。此外，华族妇女在专业技术类职业中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与殖民地时期一样，教师和护士这类传统的“女性职业”仍是华族妇女在专业技术类职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1947年教师和护士分别占了华族妇女专业技术类职业的41.2%和20%，[36]而197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华族妇女的专业技术类职业中有57%是教师，25.5%是护士。[37] 与此同时，华族妇女在设计师、建筑师、律师、医生等社会声望和收入较高的专业技术类职业中的比例依然非常少。[38] 鉴于教师在华族妇女专业技术类职业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就以其为考察重点。

教师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华族妇女最常从事的一种传统职业。除了日据时期外，在1959年自治前，新加坡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以及包括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在内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些学校为那些受过相当教育、希望在社会上谋得职业的华族妇女提供了适合的就业机会。那时，尽管男教师是教师队伍的主体，但华人女教师比例也在不断增长。[39] 自治后，新加坡经济发展、全民教育普及等原因使教师这个职业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华人女教师身上反映特别明显。

首先，新加坡自治后，华人女教师在教师整体中的比重与自治前相比有大幅增长，但在分布结构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1947年新加坡有华人女教师1,017人，华人男教师1,220人；[40]到了1970年华人女教师为10,247人，男教师为7,878人。与1947年相比华人女教师人数增加了10倍多，并且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华人男教师。[41]虽然，从人数上看，华人女教师多出男教师不少，但与以往相同，绝大多数的华人女教师都集中在初级和中级学校中，[42] 而高等教育机构及职业技术学校中却依然是男教师占主导地位。此外，就职位等级而言，在华人教师整体中，华人女教师一般都处于较低级别，进入学校高级管理层次的华人女教师虽然与自治前相比增加了不少，但是从百分比上看仍然只占一小部分。1970年，在新加坡校长级别的教师中，女教师仅有26%，到了1980年，这个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43]

其次，在殖民政府时期新加坡男女教师在薪水和待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而自治后同工同酬政策使得原来的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自治前，新加坡男女教师是受到区别待遇的，一位女教师气愤的指出：“女教师不但得不到与男教师同样的报酬，而且女教师如果不合时宜的与男人结婚，既遭到失去永久职位的惩罚；女教师结婚后就是临时雇员……这种剥削是不能让人容忍的。”[44]1962年，新加坡政府宣布首先在公务人员中实施同工同酬，不久这个政策也扩展到教育系统，女教师和同级别男教师领取相同的报酬，而且不会因为结婚而变为临时职位。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女教师与男教师相比职位级别较低的原因，事实是，实行同工同酬以后新加坡女教师的工资水平依然比男教师低， 1978年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女教师的月收入比男教师低了起码5%。[45]

再次，就华人女教师自身来说，她们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看法也发生着改变。殖民政府时期，尤其是二战前，“选择当教师的女性会被视为是妇女解放的先锋代表，她们中有不少是希望通过从事教育工作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并同时为社会的变革做出贡献。”[46]然而，到了60、70年代，随着教育水平整体性提高，大批妇女进入教师行列，她们不再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是多么具有先锋性，而是把它仅仅看作一种适合女性的谋生方式而已，有的女教师甚至觉得这个职业还不如女佣的工作惬意。[47]

1959年后新加坡女教师特别是华人女教师职业发生的变化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进入该职业的华人女教师增多以及在整体比例中超过男性，意味着华族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二，种种迹象表明在60、70年代的新加坡，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已经开始变成“女性职业”。由于教师的工作较轻松，又有固定有薪假期，因此和其他白领工作相比特别受女性青睐。一位新加坡大学的华人女教师的说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她认为：“在私人公司工作，待遇固然好，但压力很大，工作也很紧张，时间很受限制。而在学校教书，性质完全不一样……尤其对于已婚妇女来说，教书的确是一份理想的职业——工作时间短而假期又长，能有较多时间与家人相处。”[48]因此，男性教师日益减少，1980年女教师占了新加坡教师整体的61%，男教师仅有39%。[49]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增加中、小学男教师，减小教师职业“女性化”的倾向，从7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采取提高教师工资、对于男教师不再要求教师资格证书等特殊政策。[50]

第一，新兴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对女工的迫切需求，为妇女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66年新加坡推行工业化不久女性就业率便增至23%，到了工业化推行十多年后的1974年，在全国858,000受薪者中276,000人为女性，占32%。[51] 尤其是在制造业中，特别需要工资低廉、心灵手巧、易于管理的女性工人，所以女工比例不断增加。[52]

第二，工业化使传统的农林等第一产业逐渐衰落，一些原先聚集在该行业的妇女开始转向制造业等现代行业。同时， 工业技术的改进使以前许多要靠体力而不得不由男性担任的工作向女性开放。随着机械化与自动化的普及，女工和男工一样已经完全可以控制机器进行生产。以电子制造业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妇女。

总之，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指出的：“过去一百年里，工业社会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工业化需要妇女出来工作。……在农业社会里的妇女所扮演的角色，一般上都是在田里工作，在家里养孩子和理家务。这种情形在以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大部分亚洲地区里，还是相当盛行。不过，在新加坡这种情形已经随着工业化而改观了。”[53]工业化所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为新加坡妇女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她们越来越多地进入了职业妇女行列。同时，技术进步也为她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职业空间。

男女同工同酬政策  尽管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男女同工同酬问题，但是自治初期，新加坡仍延用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妇女工资待遇制度。随着妇女就业人数日益增多，不平等的工资待遇成为影响妇女职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因此反抗呼声越来越大。1961年底人民行动党妇女局向财政部长吴庆瑞呈递了要求实行同工同酬制度的备忘录，其中列出了男女公务员在薪金、津贴、假期、职位性质、退休年龄及退休权益方面的显著差异，并提出了一些建议。[54] 在这份备忘录的推动下，新加坡政府1962年初宣布首先在公共服务机构内逐步实施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同时提出养老金及所得税修正案等相关法令。虽然这种同工同酬仅仅是在公共部门内部实行，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它对于新加坡职业妇女地位的提高、工作价值的肯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并鼓励了已婚妇女继续寻求职业发展，使得妇女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的行列之中。

控制生育政策  从二战后到50年代末新加坡经历了一段人口飞速增长的时期，出生率在1951–1955年间平均维持在47.8‰，达到历史最高峰。[55]人口过快增长不但为新加坡社会造成了沉重负担，导致了60年代初的失业问题，而且妇女的精力限制在生育以及抚养孩子上，阻碍了她们经济参与水平的提高。为了控制人口增长，1965年12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家庭计划”法案，宣布从1966年开始实施人口控制政策，期望把全国人口出生率控制在零点增长，提出“两个已经够了”、“小家庭有更美好的未来”等口号。[56] 为了利于“家庭计划”的推行，政府又相继通过了《堕胎法令》和《自愿绝育法令》等辅助性政策。

经过新加坡政府不断努力，其控制人口的各项政策获得了极大成功。人口总出生率从1959年的39.4‰降低到1979年的17.1‰，[57]成为世界人口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之一；75%的家庭响应政府的“两个就够了”计划；[58]核心家庭的比例也从1957年的63.5%增加到1977年的80.7%，（其中华人核心家庭为81.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9]；妇女初婚年龄也不断上升，1957年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约为19岁，而到1967年就已经提高到了24岁，[60]此后整个70年代新加坡妇女初婚年龄都大致维持在这个水平。人口控制政策的成功推行和妇女迟婚倾向从客观上延长了妇女的职业寿命，使其不必把一生中具有经济生产力的年龄花在生儿育女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缓和了妇女们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压力，让更多的已婚妇女可以继续工作。与新加坡其他种族妇女相比，华族妇女更加得益于人口控制政策。据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60、70年代华族妇女婚后继续工作的比例为27.2%，明显高于马来族、印度族的18.8%和23.9%。[61]

新加坡的雇佣政策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发展，新加坡社会从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刚刚摆脱出来就遇到了新的困扰：劳动力不足。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通过不断调整雇佣政策，把吸收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主要对策。在该策略的指导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谋得职业。 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新加坡政府加快了步伐，李光耀在1974年1月就宣布了新政策：“我们的政策在于使妇女担任比较轻便的工作。男人应该担任比较粗重的工作。政府部门、法定机构、甚至军警部门中都必须遵循这个政策。我们也将敦促私人企业照办”。[62] 这些雇佣政策的调整不但使就业妇女数量增加，让妇女进入了以往不曾进入的职业，获得了如邮差、巴士售票员等过去一直被男性垄断的职业。

新加坡妇女在殖民地时期尤其二战前的教育发展非常缓慢，1921年妇女的识字率是13%，1931年为14%，在10年之中妇女的识字率仅仅增长了1个百分点，而到1947年也只有20%。[63]自治后，随着政府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新加坡妇女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57年在新加坡接受初级和中级教育的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占41.7%和36.0%，而1980年的人口普查则显示接受这两种级别教育的女性比例已经分别上升到42.7%和49.1%。相应的妇女识字率则升至76%。[64]

在工业化社会中，教育是影响妇女职业变迁的主要因素，教育水平的高低制约着她们的经济参与、职业选择以及收入水平。一般而言，接受正规教育越高的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就越高，新加坡自治后20年间职业妇女的增加正是反映了这种现象。从1975年新加坡劳工部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75年新加坡妇女经济参与率为29.6%，其中从未受过教育和未完成初级教育的妇女经济参与率很低，仅为17.5%和18.0%，获得中级及以上水平教育的妇女经济参与率最高，平均64%左右。[65]

教育水平和所学专业也影响到新加坡妇女的职业选择。新加坡男女入学率已相差不大，在中级学校中女生人数甚至超过男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业已消失。恰恰是这种性别差异影响了新加坡妇女职业的变化。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多选择文学、商业、秘书之类的课程，少有选择技术类的。以1978年统计数字为例，在商业专科学校中72.9%的学生是女性，教师培训学院中女生的比例则更高，占77.8%。与此相比，技术类专科学校中女生的比例只有27.6%，职业技术高等院校中仅为7.9%；虽然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学习法律、会计、企业管理等以前少有涉及的学科，但是大部分诸如医学、工程、建筑等技术类学科依然是男生主导的领域。[66]

综合看来，新加坡妇女在1959年到1979年间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使得更多的妇女有能力进入更广泛的职业领域。尽管大多数妇女仍集中在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的非技术或半技术类的职业中，但教育对妇女职业发展的突出影响是毋庸质疑的，这点在华族妇女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相对马来族、印度族而言，华族历来比较重视教育，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父母一般还是愿意让女儿多接受一些教育，所以华族妇女的入学率在三大族群中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在中级和高级教育阶段，198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级学校中有80%的女生是华人，高等学校中的华人女生更多，占了女生总数的91.4%。[67]华族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得她们更多地选择工作轻松、环境较好的书记、秘书等工作，而不愿意从事如女佣、女工等辛苦的职业。

除了以上提到的推动新加坡华族妇女职业变迁的三大主要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不能忽视。其一，由于商业社会物价高涨，人们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使得家庭开支增多，这种经济因素在刺激妇女就业率增长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其二，新加坡华族妇女职业的变迁与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的高涨也有关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中心发起的妇女争取与男子平等权利的新女权运动向世界范围扩展。在国际妇女解放潮流的影响下，新加坡社会愈加关注妇女地位与权利问题，尤其随着经济发展所显现的职业领域性别不平等现象更是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社会各种团体、组织以及媒体机构纷纷采用研讨、辩论、征文等形式倡导男女职业发展上的平等权利。[68]

综上所述，华族妇女在1959–1979年这段新加坡社会转型期内经历了一个职业变迁的过程。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政府的各种鼓励政策都在她们的职业变迁中起了推动作用。不论是在就业水平、还是职业领域方面华族妇女都有了突破性发展。职业妇女人数大幅增长，一些以前由男子专有的职业开始向妇女开放。由于职业变迁所积聚的推动社会变迁功能，人们的社会角色可以通过职业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可以肯定，职业变迁是新加坡华族妇女争取平等社会地位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推动了她们在社会及家庭中地位变化，是新加坡妇女解放史中最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