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译的国内外需求

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标准又是什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在北京出版的《英译中漫谈》一书的作者易江说：“翻译是为了从语义到文体在译文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作为翻译的标准应该是：尽可能使译文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所获得的概念或感受能与原文读者所获得的大致相同。”

根据最具权威的语言数据库Ethnologue (民族语言)的资料，目前世界共有6809个语种，其中讲357种语言的人数，每种不超过50人。由于世界上语种繁多，促成多种语言国家和区域的互译制度的建立，使讲不同语言的人能聚集一堂，通过传译人员进行跨语言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比如在瑞士、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国会里，都设有多语翻译服务。联合国现有6种官方工作语言，从1950、60年代的5种，70年代期间加上阿拉伯语，成为6种。联合国的多语同步传译系统，自1945年以来，应用已将近60年。在欧盟，多语翻译制度更加庞大和复杂，因为它所用的官方语言，包括东欧和中欧语言在内，总共有22种。

国际会议传译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简称AIIC)，是世界最大的同步传译组织,也是同步传译的国际专业团体，其总部设在日内瓦。它在每年出版的指南中说：该会在85个国家里，共有2600个会员，他们所用的各国主要语言，将近50种，包括英语、法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也包括亚洲语言如华语(普通话)、日语和韩语。在这个国际协会里的会员当中，只有两个是新加坡人―― 笔者和我的多年同行老友――国会同步传译李慧垣。世界上最多人讲的语言是华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都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新加坡的4种官方语言，也包括这两种语言在内。其他两种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和淡米尔语。

讲华语的人数，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遍布全中国以及有华人定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讲英语的人数在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共有4亿人。英语在非洲和东南亚（前英国殖民地）的50多个国家里，至今还是官方语言。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文，覆盖世界各大洲：北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懂得华英双语的人，可以走遍至少半个世界，在语言上大体上通行无阻。

华英这两种语言之所以成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同过去的英国殖民地统治和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有密切关系。新加坡的翻译行业也因此应运而生。

新加坡的翻译市场

新加坡《炎黄文化半年刊》创刊号所载的文章《十五世纪以后的新加坡》作者郑文辉先生说，郑和下西洋时，曾有通译陪同。根据传说，早期由中国派来新加坡的高官同当地华侨移民聚会讲话时，必有“三保公”（三位通译员）把演讲分别口译成福建话、潮州话和广东话，因为这些都是当时最多人讲的方言。由此可见，通译员的语言桥梁任务，早已在本地区发挥过作用。时至今日，这三种方言还是最多人讲的，其比例大致如下：福建话（41%）、潮州话（21%）、广东话（15%）（见《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谢泽文作《新加坡推广华语的一些经验》）。

早期的新加坡，已有不同种族的移民和土著在这里共同生活。英国在1819年这里建立殖民地后，为了方便各个讲不同语言（包括华人方言）的居民和殖民地政府官员沟通，在政府部门里都聘用翻译员和通译员。这些部门包括那些同当地居民常有交往的华民政务司、劳工司、警察局、移民厅、法庭和医院。这是因为政府部门里的官员除了英国人以外，其所雇用的本地人，多数是受英文教育者，没有翻译员居间服务，他们无法同不懂英语的当地人沟通交流。时至今日，新加坡的法庭、内政部、新闻与艺术部和一些政府部门，还聘有翻译员提供这种服务。

聘用通译员最多的是法庭。他们负责提供英语和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其他印度语言以及华人方言的口译服务。这些方言主要的有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兴化话和上海话等。他们也提供各种不同语文和英文的笔译服务。据了解，这些笔译和口译人员，为数大约百多至两百多人。

在私人企业界里，雇用翻译人员的机构主要有报馆、电视台、播音台、广告社、律师馆、翻译社和一些业务上有翻译需要的大公司。这些机构所聘用的翻译人员，相信也是数以百计。

翻译仍有长期需要

1967年，新加坡通译员工会庆祝成立21周年，我身为义务秘书，奉命负责筹备盛大的纪念宴会。我记得当时我会邀请了一位资深律师（现在已故）参加。他在宴会上致词时斗胆预言： “通译是一种正在消失中的行业”（Interpreting is a dying trade）。在场的许多人听了，都很不服气。38年后，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单在政府部门里，现在仍有数以百计的人从事翻译这种行业。

（二）口译的形式：交传与同传

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口译有两种方式：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简称交传）和同步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简称同传）。顾名思义，在交替传译过程中，发言者讲一句或一段话后，就暂停下来，让传译员口译，等译完后才继续讲。在同步传译过程中，发言者可以不停地对着麦克风（话筒）讲话，同传必须同时在有隔音设备的传译小室（interpreters’ booth）利用耳机，一边听讲，一边对着麦克风口译，通过电线、无线电或红外线把内容传译给听众。听众必须带上耳机，才能收听到传译内容。

同步传译作为国际语言的桥梁，身负重任。他们消除多种不同语言的障碍，在促进国际跨语言的沟通、了解、交流与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做出重大的贡献。没有他们的苦干服务，许许多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都无法召开会议，集思广益，解决各种国际问题，化解国际纠纷，完成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国际了解、世界和平，造福人类大家庭。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工作满足感的所在。

1919年的巴黎和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语垄断国际会议的局面，启用英语和法语的双语传译进行谈判，其中有一部分谈判采用同步传译的方式。多种语言的会议同步传译则始于1945－46年在德国城市纽伦堡（Nuremberg）举行的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冗长审讯。当时所用的语言有4种，即英语、法语、俄语和德语。同步传译的设备，由国际商业机器(IBM)制造供应。新加坡的同步传译工作，始于1957年民选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根据马绍尔政府时代的立法议院所定的政策。当时，以人民行动党议员占多数席位的市议会所用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 1959年7月1日，新加坡成立民选自治政府后的立法议院第一次举行会议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是这4种。当时，新加坡的第一任国家元首顾德在会上以马来语（国语）宣读施政方针，也首次由同步传译分别译成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在1965年独立后的新加坡国会，也沿用这4种语言的同步传译制度。

传译（口译）的运作需用人脑，就像电脑的运作需要中央处理机(CPU)那样。人脑与电脑的运作过程基本上一样，不外是三个步骤：输入――处理――输出。

输入要靠听。注意听完主讲人所说的话之后，完成第一个步骤，立即转入第二个步骤――处理。

处理是最关键和最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员必须正确理解和记住所听的原语（source language）内容、句式、词汇、和整体意义，同时从记忆中寻找事前经已存入的目标语（target language）的相等句式和词汇，又同时根据目标语的文法和语言习惯，贴切地把原语的内容和整体意义转化成目标语传译出来。输出要靠口。在完成第二个步骤后，译员必须立刻尽量以目标语的标准语音把原语的内容清楚地讲出来。在同步传译工作中，这三个步骤都必须同时进行。

同传与国际会议

同传的好处在于节省时间，尤其是在应用多种语言的会议上。例如，演讲人发言半小时，同传也必须在半小时内译完（最多时差不超过半个短句）。在应用22种官方语言的欧盟国际多语会议上，如果没有同传，多种语言的国际会议肯定开不成。那是因为半小时的演讲如由21个交传轮流口译，起码需要10个小时30分。如果有三个人先后发言半小时，那么，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一天一夜也译不完。国际会议也就无法顺利进行了。

海洋法国际法庭

媒体引进同传服务，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这扩大了同传服务的范围。据我那位到日本学医，毕业后留下工作几十年的新加坡朋友说，日本电视台早在1970、1980年代就已通过英日同传服务，现场转播电缆电视公司（Cable News Network) 的 新闻节目，把内容介绍给日本观众。这位朋友说，作为先进国，日本可能是在电视广播中最先采用同传服务的亚洲国家。我十多年前到日本旅游时，就在他家里看过这种通过“双声频道”转播的节目，观众可自由选择原声的英语或翻译的日语。

近年来，如遇重大事件，亚洲的其他电视台，也采用英汉同传服务。我和李慧垣曾应新加坡电视台的邀请，同台演出了好几场，包括《亚洲新闻台》2004年3月20日台湾总统选举的现场转播节目。据同行和朋友说：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初发生期间，凤凰卫视也曾通过英汉同步传译，现场转播美国举行的战情记者会。他们观后反映说：当中有的译得精巧顺畅，有的在充分表达原意方面差强人意。这可能是因为对当地情况和美国俚语缺少充分的掌握。不过，他们大致上都能发挥跨过语言障碍即刻传播消息的功能。就如上文所说，同行朋友指出的这一点，正好突出了同传工作的内在难处和局限。

2、交替传译：法庭通译

1957年新加坡立法议院辩论用语特选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书中说：“本会充分了解同步传译是一种属于高度专门性质的工作。” 个人认为这种工作，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法庭通译员所能胜任。英国和国际传译专家比礼在上述报告书发表意见说：“我认为法庭通译不大可能成为会议传译。”

另一位向特选委员会发表专家意见的已故施祖贤先生（他当时是马来亚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主任）也说：“我们绝不能以法庭通译的待遇来考虑议院传译的薪酬。” 他在回答特委会委员林坤德的问题时说，议院所需要的传译水平，应该高过法庭通译。

我曾在最高法院当过将近10年的法庭通译，在国会也当过40余年的会议同步传译。单凭这些经验，我完全同意这两位专家的意见。理由很简单：（a）议院传译是同步传译，法庭通译是交替传译。（b）法庭通译，主要负责口译证人、犯人和当事人的供词。这些供词，都是以他们亲身经历，亲眼所看的事实为根据。他们的供词，只是这些事实的平铺直述。因此，法庭通译的工作要求比不上议院传译的高。

就如1957年向立法议院辩论用语特选委员会提呈意见书的马来亚大学马来语言文学系主任端哈芝再诺阿比丁（Tuan Haji Zainal–Abidin bin Ahmad）所说：“在普通法庭案件中只习惯于口译诸如‘上星期六晚上10点，你在哪里？’‘我看见被告爬墙进入后院。’等对话的法庭通译。议会同步传译的要求水平较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特别训练和实习，根本不能满足同步传译的需要。” 在议会里的辩论，无论是在课题范围、辩论内容、深度广度、发言速度、所提论据和所用语句等方面，都不是法庭通译所处理的那么简单。同步传译的难度，远比法庭通译高出许多，可说是有天渊之别。此外，部长和议员们的学识，肯定远远胜过一般证人。如果在这方面，议会传译不能与他们相配合，怎能为他们做同步传译？

鉴于上述理由，立法议院辩论用语特选委员会在接受专家的意见后建议：议院传译的月薪是新币560:630:660:690-30A-930/960-35A-1240元。这是1950年代末立法议院第二秘书助理的薪金制，其顶薪比高级法庭通译的固定月薪820元高出50%强。兼职议院传译的待遇是：每日100元，大约等于高级法庭通译的折算日薪27.3元的4倍。由于当时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月薪是3000元，议院传译每日薪酬100元，也等于大法官的折算日薪。换句话说，议院传译的待遇，显然远远超过法庭通译的薪金。这两者薪酬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当时已经定得一清二楚，无容质疑。

在对比之下，根据《立法议院辩论用语特选委员会报告书》所载的资料，当时拥有硕士学位的大学讲师的起薪是每月800元。普通学位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是360元。联合国常任同步传译的年薪大约是3,000英镑。英镑对坡币在当时的汇率大约是1英镑=7元。折算起来，月薪大约是1,750元。议院传译的顶薪，接近这个数目。

3、同步传译的来源与职业性质

同步传译面对的困难

会议同步传译既然是高度专门的工作，其难度之高，非有团队协作，恐难应付。它需要会前的准备工夫和各有关方面的合作。会议主办者和会上演讲人，均应在会前把会议文件和演讲稿发给同传先作准备。演讲人和与会发问者在讲话时，均应对准麦克风（话筒）发言，而且要讲得清楚，不要太快。

照稿快念的困难

有些演讲者事前写好演讲词，但却不先发稿给同传做准备。在会上发言时看稿照念，速度异常地快，这是同传最怕的事。因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赛，理由有二：

华文和英文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音节方面。华文是单音节语言，英文却是多音节语言。举例说，“高等学府”，华文只有4个音节，英文“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却有9个音节。就算以同一个速度照念事前准备好的英语翻译，英语就比华语落后5个音节。这样一来，多出的5个音节造成了时差。把华语译成英语，在时间上显然须要超过华语发言所需的时间，因而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竞赛”。

演讲人在写稿时必须思考。这可分成两方面：讲话内容的思考和文字推敲的思考。这些思考时间早已在起草时放进讲稿里去了，读稿人在念稿时根本不必用到思考时间。可是同传译员却必须有思考时间才能够边听边译他的“演讲” 稿。

如果演讲人没有照写好的稿念，在会上即席发言，他就必须动脑筋去思考内容和文句。这样，同传译员就能有同样的思考时间，从容完成传译的工作。

英国国际传译专家比礼（A.T. Pilley）曾为1967年出版的《新加坡通译工会成立21周年纪念特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亚洲的多种语言国会”。他在文中提到50年代末新加坡立法议院的4种官方语言同步传译制度时说：“议长奥勒斯爵士（Sir George Oehlers）有几次发出通告，敦促议员演讲时务必清楚，不慌不忙。而且绝不在没有先发给传译讲稿的情况下，照念事前写好的讲稿。” 可见快速念稿对同步传译所造成的困难，早已有人指出。

演讲的目的在于传达信息，沟通交流，不是赶快把话讲完或把稿念完。连珠炮式的演讲或念稿，听众招架不了，听不入脑，讲者的话也传不出去，讲了等于白讲，失去讲话沟通的应有效益。

在某些会议上，发言时间有所限制。有些演讲人为了克服严格的时间限制，不顾上述发言太快的缺点，坚持以快速度，硬要在规定的时限内把话讲完。结果是自加压力，得不偿失，因为这已超出一般的演讲速度―― 每分钟120－150字，听众难以接受，讲话内容传不进脑。

上文所提的英国国际传译专家比礼（A.T. Pilley 1967）说得对：“我们绝不可以为，有了最好的译员，必定会有十全十美的传译服务。十全十美在传译界里并不存在。甚至在聘请第一流传译的联合国或最高层会议里，也会有差错。”

言不在多，精简为上

语焉不详的困难

有些人讲话，尤其是台下即席发问者，罗里罗嗦，语焉不详，连听懂他所用语言的与会者，也不知所云。这就苦了同步传译。同传犹如电脑。电脑的基本运作，必须要靠输入。就电脑而言，有输入，才有输出。电脑得到什么输入，就有什么输出。同样的，演讲者输入什么，传译员就输出什么。传译只听到声音，没有听到内容，最多也只能发出声音。这么一来，那些听不懂演讲人所用语言而需要收听翻译的与会者，难免会因为听不懂翻译，错怪译员没有照译或没有译妥。这真是冤枉！我记得在2003年世界华商大会上，有一位与会者站起来用英语向马来西亚首相发问。结果，马国首相表示听不懂他的问题，请他再问一次。他再次问后，会议主席也说他不知所云，请他把问题写下来，交给主讲人容后回答。这种情形，经常都可见到。

南腔北调的困难

有些人讲普通话，发音不准或带有不同的口音，结果听起来有困难。有些不同国度或种族的人，讲英语时也有不同的腔调，听起来也很辛苦。

有一次，来新加坡访问的中国高级人员在这里举行座谈会，规定由他随团的传译员负责翻译。在问答时间里，法新社的印度籍通讯员以满口印度腔的英语发表意见和发问，随团译员听不太懂，但又不可不译，勉强半懂半猜地把他的话翻译出来。结果，她的翻译被听懂印度腔英语的主席纠正了几次。

另有一次，同行李慧垣随着新加坡官方代表团访问中国，从北京到潮州，一路都由北京派来的随团译员负责翻译。但是，在代表团访问潮州，中新进行交流时，由于潮州官员讲的普通话潮州乡音很重，来自北京的译员穷于应付，也是由李慧垣出来解围。这是因为我们从前的华文老师，讲的也是南腔北调的华语，我们在新加坡土生土长，从小到大，已听惯了几十年，翻译起来驾轻就熟。

引经据典的困难

有些人演讲，喜欢引经据典。有些人甚至喜欢引用典故和诗句。这对同步传译，往往是大忌。这些诗词典故，有许多是属于不可译之类的，就是可译的，笔译高手也得绞尽脑汁，才可勉强交卷。期望同步传译在完全没有思考时间的情况底下，边听边译，显然太过分，因为这是属于“不能为也”的范围。

不用话筒的困难

有些人在会上讲话，不开或不用麦克风（话筒），或者不对准麦克风说话。这种情形，在演讲后的问答时间里，经常发生。因此，在同传小室里工作的译员，就无法通过耳机收听到讲话者的声音，无法传译。但是，与会者可能不知这一点，心里会问：“为什么听不到翻译的声音？”为了避免这种误会，同传会通过麦克风说明：发言者没有对准麦克风讲话，译员听不见，无法传译。

译员最怕谈天说地

译员最怕的是在餐桌上做口译。一来是因为“一口有两用”，而且不可同时并用。译员不便边吃边译，中、新宾主却可轮流地边吃边谈。结果译员为了工作，只能“一口一用”，往往“美味佳肴在眼前，只可观望不可餐”，在餐后饿肚子是常有的事。这倒无所谓，因为口译员本来就得用口工作，没得吃是本分，情有可原，只得认命。更大的困难在于餐桌上的交流，天南地北，无边无际，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有时也笑话连篇。桌上有十个人，传译却往往只有一个。他无论多么厉害，在知识面和学问方面，肯定不及其他九个宾主饱学之士的总和，但译员却必须以一抵九，碰到幽默笑话时，会听原语的一方呵呵大笑，听翻译的另一方却笑不出来。你说尴尬不尴尬？

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好莱坞著名笑星卜合（Bob Hope）对着中美双方的观众讲笑话。他在谈到从飞机上初次看到万里长城，在山间蜿蜒起伏，像美国艳星Raquel Welch（港译丽歌慧珠）的身材那样，摇来扭去。当时台下的美国来宾一听到，立刻哄堂大笑，但台上的中国高翻（高级翻译）却以英语反问卜合“What is Raquel Welch?”（丽歌慧珠是什么？），又在听懂英语的观众当中，引起另一轮的笑声。

我看过这位明星主演的电影，一时灵感来潮，在脑里把卜合的那句话默译成“像美国女明星丽歌慧珠蛇一般的腰那样”。

这种翻译困境，由于牵涉到巨大的文化差异，难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只有靠一时的灵感、急才与平时的努力，阅览群书，广收知识，加强学问，设法应付。学问越博，知识越广，所能译的范围和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学海无涯，个人的学问有限，译员只能在受局限的范围内，凭机智尽力而为。

当然，这也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位中国翻译，在会议上听了老外来宾讲笑话。他在外宾讲完后，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外宾刚才讲了笑话，请大家赶快拍手大笑！”我想他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原因。一方面，外国笑话，可能属于不可译之类的。另一方面，外国人的笑话或幽默，未必会逗出中国人的笑声，反之也是如此。理由是：这当中牵涉到许多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特有的典故，往往无法沟通表达，收到逗笑的效果。

团队协作的重要

总之，上文已说过，同传（同步传译）如电脑。用电脑必须懂得用电脑的方法和步骤。如不照章行事，电脑就不灵或索性“罢工”。同步传译是人，所以必定受到人脑的局限。他们只能竭尽所能，在这个局限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超出这个极限范围，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通过同步传译把信息传译给听不懂自己所用语言而因此需要翻译的其他与会者，演讲人和各有关方面，都应该尽量与同传合作。只有这样，演讲人所说的话，才能够通过同传打破语言障碍，顺利地传达给其他与会者，演讲人的讲话目的，才能够达到。

善用同传的实例

在这方面，我有过愉快的经验。几年前，我和李慧垣应聘前往曼谷出任一个国际会议的同步传译。与会代表来自欧美、亚洲和东南亚等国家。中国很重视这次的会议。中方派出将近20人的代表团，每人分别专司会议各个不同的主题，并就此分别以普通话轮流发言和回答问题。其他各国代表，都以英语发言。这样的会议，对汉英双向的同传，是很重的任务。会议的成败，全靠同传。因此，他们所受的压力也很大。

所幸的是，中国的代表团员们，都是经验老到的外交家。他们出席过多次多种语言的国际会议，也懂得善用同步传译服务，并和他们尽量合作，以收传达信息、心声和交流的效果。

他们发言时，都有人“监听”同传的翻译。如果发觉到讲话太快，译员有时可能跟不上，他们都会放慢速度，方便传译工作。这是他们确保自己的发言，能够顺利通过译员传达给其他与会者的专业妙方。因此，这次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也很成功。会议同传译员也因而获得好评。

准备工夫的重要性

我在这里顺便提起这件事，在于强调同传工作的不易，以及译员平时必须拨出时间，勤做无酬和别人看不见的“家课”（homework）的重要性。这是会前的必要准备工夫。同传的功力，靠的正是这种工夫。工夫越深，功力越强。同传的国际身价高，得来的确不易，这点是行外人很少知道的。

本地有些行外人，对中国代表团的随团传译，赞赏不已。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译员，往往是有关单位的内部人员。他们其实是有备而来，对内情了如指掌，对领导的言论思路，也可如数家珍。因此，他们知己知彼，驾轻就熟，熟能生巧。听他们译起来，像是全不费工夫，因为外人根本看不见译员平时在部里所作的幕后准备工夫。

但是，这些译员在碰到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事物，翻译时未必在行。中新交往初期和中期（19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就碰过中方译员“触礁”的情况。这是难怪的。当时，他们来自还未有多大开放的社会，对外界认识不多，知识面比较狭窄，而且也大多只局限于国内和本部的范围。要他们超出和突破这个范围，期望未免过高，不切实际。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的《文体与翻译》引述林语堂的话说：“翻译的艺术所依赖的：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汉英翻译教程》也说：“提高翻译能力，决无捷径。初学者应不断提高汉英两种语言的水平，在实践中学习翻译理论和常用技巧，提高翻译能力（见吕瑞昌等1993，页4）。”

有鉴于此，我认为笔译和口译这两种工作，除了两种语言和翻译技巧的高度掌握之外，还需要具备一些其他的共同基本条件如：良好的通才教育、广博的知识面、高强的理解力、丰富的双语词汇和优越的写作力。以英汉语来说，翻译人员可分为三种。有些善于英译汉，有些善于汉译英，又有些英汉双向互译都行。英译汉者，对英文的理解力要强，华文的写作力要好。汉译英者，对华文的理解力要强，英文的写作力要好。英汉双向互译者，英汉两种语文的理解力和写作力都必须同样强，同样好。因此，单向的翻译（英译汉或汉译英）比较多，双向的翻译（英汉互译）比较难找。这种情形和写字一样。有些人用右手写字，有些人用左手写字。能用左右手写字者就少得多了。

除了上述基本条件以外，笔译和口译人员还必须勤于学习，博览群书和报刊杂志，活到老学到老，以增广见闻，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他们更须常做常炼，才能够收到“熟能生巧”之效。

立法议院辩论用语特选委员会在它的1957年报告书说：“有人向本委员会清楚指出，而本会也一般上同意，要成为成功的同步传译，必须具有完好的教育背景、良好的常识、高度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当口译员者，也必须要有点天赋。正如传译专家比礼所说“一个人要么就是天生的传译，要么就不是”(A person is either a born interpreter or he is not)（新加坡立法议院1957）。

声音要悦耳――天生的声音不好听，开口说话，人家听了就不舒服，与会者听得久，难以再听下去。

发音要正确――发音不正确，或者停顿错误，对听者可能造成障碍，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结果他们必须边听边猜想，可能听不懂，也可能听错。举例来说，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在推广华语运动期间，曾播出发音错误所造成的广告笑话：“小姐，请问睡觉一晚多少钱？（“小姐，请问水饺一碗多少钱？”之误）。

听力要强――唯有这样，才能够马上听清楚演讲人的发言。

理解力要够――有了这个条件，口译员就能够一听就懂，立刻掌握演讲内容, 在同一时间里随即传译出去。

记忆要好――凭着良好的记忆，口译员才能够边听边译。不然，在翻译时，可能记不起适当的相应词汇，也可能在听下句的时候，忘了上句。

反应要灵敏――听懂和记住演讲内容，口译员必须要有急才，反应快，立刻贴切地把它译成另一种语言。

除此之外，同步传译也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唯有靠这样的意志，他们才能够在碰到困难时保持冷静，坚持到底。就如《英汉同声传译》著者张维为（1999）所说：“最关键的是意志。意志指的是处变不惊, 顽强的抗争精神。它意味着进入同声传译时，译员能很快地进入良好的兴奋状态，不怯场。就好像一个演员，如果心理素质不佳，上台就怯场，是不可能演好戏的。同样，译员心理因素不佳，也会造成怯场，甚至脑子一下子出现真空而无法继续工作。”

2、懂双语未必会翻译

其实，翻译和传译，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正如上文所说，两种语言的掌握，只是翻译工作必备的许多条件之一。而且，语言也只是工具而已。有了两种语言的工具，也必须同时掌握双语应用的能力和转变的技巧，更须要有广博的知识，对课题的背景认识，高强的理解力，充分的常理和丰富的经验。翻译固然需要两种语言，但懂得两种语言，并不一定就懂得做翻译。这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一种技巧。这种情形就如打高尔夫球、弹钢琴、和拉小提琴那样。这些都须要用两只手，就如翻译需要用双语那样，但有了两只手，不一定就会打高球、弹钢琴、拉提琴。这些都是必须用心认真去学的功夫和掌握的技巧，而且还须要有天赋和兴趣，更须努力，经常下苦功锻炼。

《英汉翻译津指》指出：“既是学翻译，便是假定了学习者已有相当的英文阅读能力和中文写作能力。需要学习的不是两种语文本身，而是两种文字转变的技巧和方法。”懂得双语者要做翻译，必须先努力学会掌握“两种文字转变的技巧和方法”，因为“任何两种语言都存在极大差异。至于英语和汉语，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其差异更大。语种不同、结构不同、语序不同、词汇所包含的概念也不同。要把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根据其意义进行转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见陈生保，1997）。

（四）新加坡的翻译市场面对的难题

1、市场何价？

根据所得的资料，香港同步传译主任的月薪是港币62,665–72,195元（约等于新币14,000–16,000元）。这份薪金，和香港政府聘请的高级律师同等。新加坡的同步传译月薪和香港的相比，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在笔译方面，根据本地翻译社所提供的资料，英文中译，每个字0.15-0.20元。我最近受人所托，把一篇英文稿件翻译成华文。本来讲好给我3天时间，后来因有急事，临时催我在收到原稿后的第二天早上译好交卷。我只好漏夜赶工，花了3个多小时才把译稿用电脑把方块字打印出来，及时交稿。因为朋友关系，我只算优惠价100元。那晓得这位先生居然嫌太贵。在新加坡，有许多人对翻译工作缺乏认识，误以为翻译轻而易举，不知翻译何价。

我是在1950年代中期从教育界转入翻译界。在我之前和之后，也有些同事走这条路。这是因为当时的教师，待遇不如翻译。根据殖民地政府的传统，翻译需要双语人才，教书只需单语就够了。会教书的人，不一定会翻译，但会翻译的人，却有能力去教书。另外，由于殖民地官员多是不懂本地人语言的老外和只懂英文的当地居民，他们都必须靠翻译人员才能够执行职务。因此，他们比较重视翻译人员。懂双语的翻译，薪酬高过只懂单语的教师，也理所当然。

经过几十年后，教师的薪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翻译的待遇却少有变动。最大的原因是独立后的有关当局对翻译工作缺乏认识，误以为根据双语教育政策，懂得双语的人一定很多，翻译“人才”满街都是。这种“物以多为贱”的错误观念，使翻译人员的待遇远远落在其他行业之后。

最近，由于翻译丑闻和笑话，接二连三地出现，经过报章的大事批评,国会议员兼通译与翻译工会顾问成汉通先生在国会中大力争取后，翻译的待遇据说已有所调整。不过，据了解，政府翻译人员经过调整后的待遇，仍然比不上教师的待遇。甚至有大学资格的翻译，也感叹不如。这样一来，根据“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的原理，有资格和有意进入政府部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相信不会屈就当翻译，而会高攀去教书。按照同理，以前从教育界跳槽转入翻译界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了，而且已经有反其道而行的例子。据我所知，在不久前闹教师荒的时候，有些大专毕业生加入政府部门当翻译后，做得不开心，索性转行进入教育界和其他行业。“精通双语人才受重视？”（2004年3月29日《联合早报》）一文的作者蔡丽丽就指出“不开心”的原因之一。她说：“‘精通双语’的大学生似乎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据我所知，一些在政府部门从事翻译和通译工作的大学生，至今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只能享有非大学生的薪金和待遇。”

2、华文水平下降　翻译人才难求

《炎黄文化半年刊》创刊号另一篇文章《新加坡，一个游走东西文化的城市国家》作者陈怀亮先生在谈到我国的双语政策时说：“尽管有这些补救措施，年轻一代新加坡人的华文华语水平还是出现下降的趋势，情况颇令人感到悲观。”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前主任周清海博士在《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发表的文章《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论新港的双语优势》里也说：“新加坡人听、说华语的能力，一般来说，是提高了，但阅读、书写华文的能力却是降低了”。由此可见，新加坡的华文水平降低，已成定论（周清海，2003）。

2004年5月31日，电缆电视广播的《国家地理》节目，在提到中、美建交前风靡世界的“乒乓外交”时，英语旁述的“table tennis”（乒乓球）, 在中文字幕里竟然变成“桌球”。这样的照字面硬译，就如早期的一位中国同传把“ballroom”口译成“球房”那样可笑。“Ballroom”原指“舞厅”。现在有些大饭店，也把用来主办大型宴会或会议的大厅，称为“ballroom”，如香格里拉的“Island Ballroom”（岛屿大厅）。

《口译技艺》译者黄为忻、钱慧杰（1991）说：“口译并不是对单词进行口头翻译。毋宁说，口译是为别人揭示和说明讲话的意思。这是一种说明过程、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翻译并不是译字这么简单，更不可照字面翻译。译者必须要有上述这种背景认识和翻译理论，才能把“ballroom”酌情灵活地译为“宴会大厅”或“会议大厅”，免除“球房”或“舞厅”的硬译笑话，让别人听懂翻译的意思。

《联合早报》在2003年12月2日24版《IBM委新董事经理》新闻中，有这样的句子：“国际商业机器(IBM)任命严美凤为新加坡董事经理，替代现任董事经理洪月霞。两人的任命从2004年1月1日起生效。”

《辞渊》（1955年5月增订版）给“任命”的注解是：“任用官吏的命令”。《新辞典》（星洲世界书局1970年出版）的注解更明确：“政府以命令任用官吏”。IBM是商业机构，不是政府组织，其董事经理不是官吏，用“任命”不当，应改用“委任”。此外，标题用“委（任）”，内文用“任命”，前后不一致，可能使读者误以为“任命”和“委任”是“官”“商”通用的同义词。改用“委任”，可免除这种语病和误导。

3、英文水准也已降低

海峡时报在2003年9月29日显著地报导，它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初级学院学生的英文语言水准低落。调查结果是：在5间初院接受调查的112个一年级学生当中，有88个在100分作文总分当中，只得40或不到40分。只有12个得分介于50至80（这是最高分）。该报访问的英文专家都觉得，这里的书面英文和口头英语，近年来都已降低了。

英文媒体的英文水平，也跟着华文媒体走下坡了。错误引用Mandarin（普通话）这个词的意义便是一例。《牛津世界百科全书》给普通话(Mandarin) 所下的定义是：“The most widely spoken form of Chinese and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China”（中国最通用的口头语和官方语言）。

但是，英文媒体上却常有这样的错句“The ability to write Mandarin is essential.”（必须要能书写普通话）。海峡时报2004年2月14日招聘广告（R27页）所定的条件之一这么说：“Proficient in English to Mandarin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Mandarin（“华语”）是口头语，书面语是“Chinese”（“华文”），两者分得很清楚。句子指的明明是书面语，应该用“Chinese”，不可用 “Mandarin”。这样的错误，等于是说：“我会写华语”　而不是“我会写华文”。正确的英文是：“I can write Chinese.”（我会写华文）或“I can speak Mandarin.”（我会讲华语）。亚洲新闻台的新闻“More non-Chinese are studying Mandarin as a third language.”（有更多非华人选修华语为第三语文），指的应是华族语文”Chinese”，而不是华语 (Mandarin)而已。我听过受英文教育者讲话时也乱用Mandarin和Chinese，把口头语和书面语混为一谈。Chinese Language （中国或华族语文）包括“语”和“文”，也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但是，Mandarin (普通话或华语)只指口头语。

我也听过英语广播员这么说，“His business has dropped by six times to only $1,000 a month.”(他的生意降低了6倍,每月只有1000元)。单看华文翻译，就知道“times”（倍）字用错了。华文媒体有时也有这个语病。“倍”字只能在生意倍增时使用。生意好，可以增加X倍，生意坏，不可以减少X倍，只能减少百分之几或几分之几。以上例来说，如果他的生意本来每月有6000元，增加6倍等于6000元X6=36,000元。要是降低6倍（3万6000元），那他的生意不是亏大本？他的生意由原来的6000元，滑落到1000元，其实应该说:“生意降低了6分之5或83.3%”（His business has dropped by 5/6 or 83.3% to only $1,000）。在这个例句里，“times”（倍）字显然被错用了。

2003年12月14日《联合早报星期刊》《三前总统女儿争总统宝座》一文里这么说：“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猛烈袭击千岛之国，印尼盾币值下滑六倍之多…。”这个句子，也错用了“倍”字，犯上同样的语病。

2005年2月26日《海峡时报》在报导退休警员因非法停车，不愿付70元罚款消案，被控上法庭，结果敬酒不喝喝罚酒，反而被判罚款700元。新闻中有这样的句子：“He ended up having to pay a fine of $700, when he could have compounded the offence for about 10 times less.”（他结果被判罚款700元。此前他原本可付大约少过10倍，消案了事。）

这也和上例那样不合逻辑。这个例子里的基数是700元，其10倍等于700元X10=7000元。从700元到7000元是增加，不是减少。一如上例所说，增加时可以用“倍”，减少时不可用“倍”。正确英文的表达方式应是：“……he could have compounded the offence for 9/10 less (of the amount).”（……少过此数的10分之9）。700元X（10／10–9／10=1／10）=70元。

上文已经清楚指出：懂得两种语文，并不一定就会翻译。要做好英汉翻译工作，高度掌握华英两种语文，渊博的知识和充分的常理，都是先决的条件。年轻新加坡人的华文华语水平降低，大学生也得上英文补救进修课（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我们除了“推广华语运动”之外，也有“推广良好英语运动”。可见新加坡的华文和英文水准都已走下坡了。既然如此，上文指出有些人认为“双语人才满街都是”的想法，跟事实真的相差一万八千里。

4、不可全靠外人

华英语文水平下降，新加坡将失去双语的优势。新加坡可能必须从外国进口双语和翻译人才。可是，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这么简单地解决呢？

据说闹出“匈牙利鬼节”翻译丑闻的译者，就是外地人。结果，这个外地人在翻译新加坡文件时，变成是错误百出的外行人。原因很简单，外地人不了解新加坡国情，不认识本地风土人情，更不懂得本地的语言习惯和词汇，以及常见的英文首字母缩拚词（acronym）。光是 HDB, HUDC, STPB, SPRING, BEST, WISE, N-ETF, IE, SP, NEA, ITE, MVC, CSC, CDC这类缩拚词，有些本地人尚且不懂，外地人更不用说了。此外，本地常见马来语词汇如goreng pisang, ice kachang, nasi lemak, roti prata, 更会使外地人莫名其妙，很可能把这类名词译得令人一头雾水，啼笑皆非。这四样东西，都是本地人家喻户晓的美味食品――炸香蕉、红豆冰、椰浆饭和印度煎饼。

因此，提高本地双语水准，就地取材，大力培养华英双语精英，保住新加坡的双语优势，才是可取之道。在新加坡同中国多方面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外人，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双语人才照顾我们在语言上的需要，包括来往文件的书写和翻译，以及双方会面交流的口译工作。

这种情形，就象诉讼那样。起诉人和辩护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律师代表办案。只有这样，各自的利益才可以得到应有的照顾。这是因为双方律师，经过各自的当事人交代清楚，参阅各有关文件，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对各自的案情都有把握，办起案来自然熟能生巧，应付自如。

如果新加坡同中国交往，没有自己的翻译，而需要靠中方提供的翻译，那并不是理想的安排。那是因为中方译者可能因为不了解新方的国情、内情和语言习惯，更可能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翻译时译得不完整，词不达意，或者因误解而误译，从而产生误会的恶果。

联合早报特派员李慧玲2004年5月23日在她的评论“语言和语言以外”一文中，也注意到并指出这一点。她说：“去年11月以来，岛国的领导人、国会议员来华访问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中方一般都会给他们配上翻译员。但是，不同机构翻译的水平不一，再加上翻译员不一定了解岛国的情况，在翻译时不是都能完全掌握发言者的语境，而经过一重翻译，语气也和原来表述时有距离，因此翻译也有不十分准确的时候。”

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会见中国领导时，也带自己的随身翻译。根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4年5月26日有关马中建交30周年的“非常专题”的报导，1974年5月28日马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问中国时，也随身带了自己的翻译――邬拜德拉。他当时是马大讲师，现任马大中文系副教授。这位马来族学者，从小接受华文教育，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过后还在马大考获中文硕士学位。可见由本地的高翻负责承当对外的沟通工作是正确和应有的做法。

周清海教授（2003）在上面所提的文章里也说：“香港具有双语的环境，如果有了说普通话的大环境的支持，将来华人社区真正的双语精英，可能出现在香港，而不是新加坡、台湾或者中国。”

结语：在广度基础上加强深度

经过多年的大力推行，新加坡的双语很有广度，可惜缺乏深度。只要下定决心，改变心态，并如周清海教授在上提文章中所说的：“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在面对新的情况下，要培养华文精英或双语精英，就必须考虑在教育制度方面进行调整。……要让我们更具有竞争力，培养出华文精英，就要求我们有更灵活的教育制度。新加坡教育部也不可避免的要重新检讨教育制度。”

新加坡有优秀的劳动队伍，时常得到外国人的赞扬，更是跨国公司到这里来投资的考虑因素之一。

在学习语文方面，只要有目标，有兴趣、信心、决心，动机，肯努力，国家又有正确的政策，以同样正确的心态好好地加以落实，让大家看到双语的好处和重要性，并给双语精英应有的奖励和应得的重视，我们是能够在现有的双语广度基础上，加强双语的深度。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会丧失新加坡原有的双语优势。我们也将有一批双语精英愿意从事翻译工作，照顾众多不懂英文英语者和新中广泛交往的翻译需要。

如果我们现在不急起直追，认真看待翻译行业，以后可能会再像新航空难后在寻找适当翻译员时那样，发觉译员“杳如黄鹤”，深深地感觉到“译员用时方恨少”。译员必须从双语精英中去寻找，更必须同其他行业竞争，以合理且具有吸引力的待遇去“争聘”。由于翻译工作要求很高，翻译工作者又必须在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翻译待遇应该考虑到译员为搞好工作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并跟上国际行情，顾及国际计薪惯例，才会有人问津这个行业。

2004年6月初，《联合早报》6月2日头条新闻报导：“政府将设立奖学金，培养新一代华文精英，每年一两百名，确保新加坡能够继续同中国进行深层的交流和维持密切的关系。”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和新加坡的交往，免不了翻译人员居间服务。今后的情况，相信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我国领导当中，华文精英并不多，而在中国领导当中，英文精英也不多。同时，坚持使用本国语言涉及民族自尊和国家地位，国与国之间今后仍需通过“语言桥梁”互相沟通。　

新加坡第一代的两名“高翻”（高级翻译）兼同传，靠自己的努力自修和自我培训，在国会里当了几十年同传，而且也已经晋身国际译坛，成为新加坡仅有的国际会议传译协会的两名会员。他们分别从1970年代的“乒乓外交”到现在的“多面交往”，从李光耀到吴作栋的时代，先后为新、中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完成“语言桥梁”的任务。他们都是“高龄高翻”，两人的岁数平均65岁。现在正是应该开始为他们物色接班人的时候了。

上文曾一再指出，只有真正搞通华英双语，掌握渊博知识，兼具某些天赋条件的人，“高翻同传”才能够培养出来。中新两国的国家领导，都是国家精英，属于重量级人物。要居间为他们翻译，成为他们跨语言沟通的“语言桥梁”，须要双语精英的翻译高手才能胜任，犹如重型车辆须有重量级的桥梁的配合，才承受得起重型车辆川行的重大负荷。因此，我希望在这两位第一代“高翻同传”在几年后完全退休之前，当局能够在薪酬经过合理改善之后，从年轻的华文精英当中物色适当的人才，把他们培养成能够接班的新一代“高翻同传”，以提供“新加坡继续同中国进行深层的交流和维持密切的关系”以及本国所需的优质翻译服务。

根据2004年6月25日《联合早报》的报导：贸工部已成立“翻译服务委员会”，探讨把新加坡发展成为翻译服务业务的区域枢纽。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徐校长说：南大将负责提供人力的训练。为了发展翻译课程，南大正积极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洽谈合作计划。

3.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剪报。

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文体与翻译》，摘自林语堂1932年著作《翻译论》，北京，1985。

5.    世界书局（私人）有限公司：《最新现代汉语大词典》。新加坡，1993。

6.    吕瑞昌等编著：《汉英翻译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7.    张维为：《英汉同声传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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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育沾：《翻译新论集》，香港：香港翻译学会出版，1991。

11.  周清海：《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 页1–9，2003。

12.  易江：《英译中漫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  郑文辉：《十五世纪以后的新加坡》，炎黄文化半年刊创刊号，页7–1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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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香港华通公司：《辞渊》，香港，增订版，1955。

16.  黄为忻、钱慧杰译：《口译技艺》，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17.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8.  谢泽文：《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页10–17，2003。

19.  新加坡《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剪报。

20.  新加坡立法议院，《立法议院辩论用语特选委员会报告书》（议院文件No. L. A. 20 of 1957），1957。

21.《搜狐》网站（www.sohu.com）。

1.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IIC）.  Annual Directory，2005.

2.    Ministry of Culture, (1984). Singapore--An Illustrated History, 1941–1984, Singapore.

3.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Website: (www.gdti.ntu.edu.sg).

4.    Pilley, A. T. The Multi-lingual Parliaments of Asia: Multi-lingualism–Unity in Diversity, Singapore: Singapore Interpreters’ Union, 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