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

范若兰*

战前新马华族妇女的职业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女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逐渐拓展的。在20世纪以前，新马华族妇女局限在女仆、裁缝、小贩和妓女等少数几种职业。随着新马锡矿业、橡胶业和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之后华族妇女职业范围扩大，首先表现在职业种类的增多，有种植园工人、锡矿工人、建筑工人、制造业工人、女佣、女教师、女律师和女秘书等。还出现了为数甚少的种植园园主、矿山业主和店主。其次表现在职业妇女人数的增多，其中橡胶女工、女佣是华族妇女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之一，女佣仅次于橡胶园女工，1921年华族女佣人数为13,215人，1931年为17,774人，1947年增加到33,173人（参见表1）。

表1 : 新马华族妇女主要职业分布
（1921、1931、1947年）

资料来源：

(3)  1947年数字见华侨问题研究会：《马来亚华侨问题资料》，联合书店，1950年，第20–32页，重新统计。

华族女佣是新马华族妇女研究最多的群体之一，仅次于华族妓女研究。早在5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到女佣这一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例如不婚、住进斋堂等，M. Topley的《新加坡华族妇女之斋堂》（1954年），研究了新加坡华族女佣的生活和互助网络。[1]何中意（音译）的《广东家庭阿妈：华族妇女职业组织研究》（1958年）则调查了30名在新加坡从事家庭女佣职业的华族妇女，研究她们来新加坡谋生的原因、所从事的工作、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以及目前的生存状况。[2]赖雅英（Lai Ah Eng）的《农民、无产者和妓女：华族妇女在马来亚殖民地工作的初步考察》是第一本专门论述马来亚华族劳动妇女的著作。该书运用性别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主要探讨殖民地时代华族劳动妇女的职业和性别关系，论述了妓女、妹仔、锡矿女工、橡胶园女工和阿妈（女佣）的工作条件、经历和作用。[3] Kenneth Gaw 的《上等仆人：远东广东阿妈传奇》尽管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作者通过对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东籍女佣的访问，揭示了她们的基本生活和工作情况。[4]中国学者陈印陶、方地对顺德县归侨妇女进行调查，在319个样本中，从新马回国者占87.7%，女佣占93.4%，大部分样本是1920年以后移民出国的，作者根据调查结果认为顺德缫丝业的衰退是促成失业女工移民的主要原因。[5]香港学者叶汉明的论文《华南家族文化与自梳风习》、《权力的次文化资源：自梳女与姊妹群体》是作者在调查顺德均安镇沙头乡新加坡女归侨的基础上写成，作者认为，“沙头妇女出洋可以说是个人自由的追求、姊妹情谊纽带、亲属网络和经济考虑等因素合力促成的。”[6]

上述研究对新马华族女佣的工作、生活和特点有详尽的描述，但对女佣的社会组织、对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则没有提及，本文力图补上这一缺憾。笔者近年致力于研究战前新马华族妇女，以战前新马华族妇女素描的形式发表了有关华族女橡胶工、淘锡女工、建筑女工、女教师、家庭妇女、女招待、女理发师和舞女的论文。[7]女佣是华族妇女的重要群体之一，本文着重探讨战前华族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为华族妇女群像添上不可少的一笔。

(一) 华族女佣的移民动机和方式

女佣是新马华族妇女最早的职业之一。新加坡1871年人口普查显示，在职的妇女约为5,000人，她们是650名制裙工、550名女佣、240名织补工、215名编筐工、400名小贩、500名渔妇，未分类职业的妇女计有1,653人，麦纳尔(McNair) 说这类妇女主要是妓女。[8]上述职业统计未分种族，华族妇女的职业主要是女佣、小贩和妓女。她们大都是移民。我们不知道华族女佣最早是什么时候移民进入新马，但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80年代已有不少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女佣，据传闻顺德沙头乡早在1886年就有黄银欢、黄润金和黄就来到新加坡做女佣。[9]到20世纪初，更多女佣进入新马，据香港船政司统计，1906年出洋妇女中女佣人数为3,533人，1907年为2,619人，1920年为2,833人，在她们之中, 90%以上前往新加坡。女佣是出洋谋生妇女中人数最多的，其次是妓女、女裁缝师和农妇。[10]

新马华族女佣人数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增加，这与经济压力、移民政策变化、传统习俗和性别分工等多种因素有关。

从经济压力方面来说，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和马来亚经济影响巨大。从移民推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移民输出省广东和福建，尤其是广东省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广东是中国丝业中心地区之一，其产品以外销美国为主，在1923年每担生丝价格为2,420元，1924年以后美国进货商转向日本市场购买生丝，中国生丝价格直线下降，每担为1,170元。在1930年10月受经济危机和日本竞争的影响，中国生丝下跌到每担650元，1931年丝价略有回升，为每担900元。[11]丝价的持续下跌导致广东缫丝厂大量破产，1929年广东珠三角地区有丝厂146家，丝车72,455台；到了1932年丝厂下降到58家，丝车30,243台；1934年仅剩丝厂37家，丝车20,396台。[12]也就是说，1934年广东丝厂数只有1929年的四分之一，丝厂大量倒闭使赖以维生的蚕农和工人生计艰难，养蚕工人和丝业女工失业者几乎近10万人。[13]当时国内经济状况普遍欠佳，出洋谋生成为一些人的出路。许多失业的缫丝女工就是在这个时期移民到新马谋生。[14]从移民拉力的角度来说，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问题导致马来亚殖民地当局改变移民政策，限制中国男性移民，但对妇女和儿童不加以限制（直到1938年5月才开始限制中国女性移民），[15]这使得为数众多的中国妇女为养家活口，代替男性进入新马谋生。据马来亚殖民官记载，“她们的年龄层介于18岁到40岁之间，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她们是寡妇。毫无疑问，按照旧的习惯，总是丈夫出国挣钱，然后把钱送回中国赡养妻子和家庭；现在正好相反，妻子出国为留在中国的丈夫和家庭挣钱。在1934–1938年这五年当中，有19万以上的中国妇女统舱船客[16]移往马来亚。这些妇女大多数是农村妇女，或是工人，她们到橡胶工业、锡矿业、建筑工业和工厂里去工作。”[17]这段史料被广泛地引用，但我们应该对中国妇女所声称的她们都是“寡妇”提出疑问，事实上，这些妇女很少是寡妇，她们中有自梳女，也有丈夫在家乡， 自己出洋谋生者。“寡妇” 的说法要么是殖民地官员的误解，要么是妇女为减少麻烦的说辞。

在30年代时期的移民妇女除了进入橡胶园、锡矿场、工厂当工人外，还有不少进入家庭服务业，当女佣为生。她们移民的动机主要是为谋生、谋求独立、不愿结婚，为谋生而移民的女佣占大多数。陈印陶在顺德所做的新加坡女归侨调查表明，大部分人出洋是因为在外国挣的钱多。[18]何中意在50年代对女佣群体的调查也表明因家贫而出洋谋生是妇女迁移马来亚的重要原因，有一位在新加坡做女佣的明姐就是因为家贫来到新加坡，她是顺德人，在中国的时候，她和丈夫都在劳动，但连饭都吃不饱。据她说，村里的妇女不仅要做家务，也要做田里活。当孩子会走路时，她决定离开家到新加坡，因为在新加坡能挣钱养家，“这是我们那里的习俗：妇女离开家找一份工作养活家庭。”还有一位名为宋姐的新加坡女佣在16岁时就在家乡结婚，四年生了三个孩子，婆婆对她很不好，她一天到晚在干活，没有喘息的机会，于是她决定离开家到外面找工，丈夫不同意，她就用自己的积蓄，先去香港，然后与亲戚一起来到新加坡，先干苦力活，之后才当妈姐（女佣）。[19]

传统习俗也影响到华族女佣的移民动机和职业选择。广东顺德、番禺等地盛行自梳女和“不落家”，[20]她们追求独立生活，有不少女佣是为了独立而出洋。在她们当中, 一些人出身于较富裕的家庭，主动出洋并不是由于贫困，而是为了自立和见世面。很多的自梳女在中国就是自食其力者，她们当丝厂女工和女佣，有很强的独立性。叶汉明对顺德沙头乡冰玉堂姐妹的调查表明，她们并非都是由于经济理由而远赴新加坡，而是为了要“自主自立”，她们表示自己很好胜，要自食其力，又渴望见见世面，故坚持出国独立谋生。[21]笔者在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所见的梁燕玉的口述档案也表明这一点，梁燕玉1900年生于广州，没受过教育，她说自己喜独立，“譬如说我喜欢出国，我就出国，东南西北，我又去上海，上海太冷了，我不喜欢。”于是在24岁时便和几个女孩子一起来到新加坡，她初来的时候她当女佣，后来做媒婆为生，终身未嫁。[22]像梁燕玉这样并非家贫而出洋的人，都遭到家人的反对，梁燕玉的父亲不许她来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名声不好，是“老举埠”（妓女城）。

也有不少女佣因不愿嫁人而远走南洋，沙头村有一位名黄合葵的少女在1934年随同堂姑到新加坡当女佣，她之所以远行，是因为“我不想出嫁，我看到我母亲在家中没有地位，被姑妈们管制。不断地生孩子，而孩子又不断地死去，身心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生性爱自由，不愿受束缚。我在家做姑娘，只要听说邻近的村镇有什么热闹，我都要去看。所以我决定不嫁，而逃避出嫁的唯一出路就是去新加坡。”[23]还有一位名麦棣的妈姐也是为逃婚而来新加坡，她生于顺德，“当听到有人要替我做媒时，我就怕得不得了，所以就索性南来谋生。”[24]

中国女性移民方式像男性移民一样，以链条式移民为主，家人、亲戚、朋友在她们决定移民时起很大作用。黄合葵说：“我们村子里的姑娘很多都到新加坡打工，有姑姑带侄女去的，也有姐姐带妹妹去的，更多的是同房的姐妹约好一起去。因为我们村去的人很多，抵达后，能得到先去新加坡的姐妹们的帮助，很快找到工作。如果一时找不到工作，她们会接济后去的姐妹，解决暂时的吃宿问题。”[25]链条式迁移对女性移民的迁入地和职业选择有很大影响，如三水妇女在建筑业找到立足之地，红头巾的形象成为三水建筑女工的标志，顺德妇女多移居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较大城市，且多操女仆业为生，陈印陶等人的调查显示，顺德妇女出洋是“经同乡、亲属提携，单个或几个一起外出，属链条式，职业目标明确。如沙头乡19位归侨出国，靠亲戚迁出者12人，由在外同乡牵引者6人，经人介绍者1人，职业全部为家务工。”[26]何中意的调查中也揭示了这一点。

(二) 华族女佣的工作与生活

华族女佣亦称住家工、“妈姐”或“阿妈”，她们的服装是白衣黑裤，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白衣黑裤”（white and black）。她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欧洲人、海峡华人、华人和马来人家庭，战前女佣工价低廉，中等以上家庭都雇得起，有钱人家甚至雇多个阿妈，各司其职。一般来说，给欧洲人家打工收入较高，一名刘卿施的妈姐回忆说，南来后“给人家做打扫、洗衣的工作，自己做饭。带孩子是高等一点的工作，工资10到30多元，打扫工是10多元，给华族家庭打工便宜，便给西人打工。”[27]

华族女佣的工作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全职，俗称“一脚踢”，即包揽主人家所有家务，做饭、洗衣、带孩子和搞卫生，30年代的收入是一个月5-12元，包食宿。“一脚踢”的工作十分辛苦，收入又低，通常都是刚从中国来、急于找工的妇女来干的。一位阿妈阿一（音译）回忆：“我找第一份工（一脚踢）用了很长时间。雇主是汽车司机，有六个孩子，我与孩子睡在一起，有时孩子夜里尿床，我也湿透，我在那家干了两年，挣的钱都不够还债，债是我没工作时借的。后来我为另一广府人家当保姆，一个月12元。”[28]唐阿娣（音译）来新加坡后用了20天的时间才找到一份“一脚踢” 的工作，一个月工资5元，干了2、3个月，以后“我大都是在华族家庭当一脚踢，包括搞卫生、洗衣、烫衣，但不带孩子。大部分家庭有6-7个人，我早上五点起床干活，做早饭，主人早饭后去上班，我从头到尾打扫房间，洗衣，之后准备午饭，主人要回来吃饭。饭后洗碗、烫衣，这些都干完后，我洗个澡，又到做饭时间了，晚饭后我收拾碗筷，也就到九点了，我才自由。”[29]

二是保姆，俗称“凑仔”，英国人称“baby 阿妈”，专门负责带孩子，在阿妈中地位最高，保姆穿着体面，经常带孩子随女主人去商店、访友、甚至去度假。她们的收入也高于“一脚踢”。梁秀琦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只为欧藉家庭当baby阿妈，她回忆保姆一天的生活：

3点他醒来，喂他喝桔子汁，每天都喝，之后是散步时间，通常我带把伞去花园，那里有许多baby阿妈，我们玩到4点，带他回家，晚饭前给他洗澡，晚饭在6点，通常是罐头食品，肉菜，你知道，欧洲人吃的东西。7点上床，有时他太兴奋，睡得晚，我得等他睡了，才能做自己的晚饭，有时直到8点才吃上饭。晚饭后，我洗衣缝补，9点上床。”[30]

三是杂工，俗称“打杂”，不负责做饭和带孩子，其他杂活都干，收入较低。

新马华族女佣之中各种方言群都有，但以顺德妈姐最为有名，她们以擅长烹饪、照顾小孩、干净和敬业的精神闻名于华南和南洋。[31]她们还因多是自梳女或不落家，没有家庭拖累而受到雇主的欢迎。从顺德妈姐自身来说，她们选择当住家工是因为工作较为轻闲、还可以保持独身。那么其他妇女为什么不选择这一职业呢? 一个三水红头巾林桂莲回答：“我们不喜欢打家庭工的。那些主人个个凶神恶煞，呼奴喝婢，与其受这般气，还不如做个劳工，喜欢就工作，不喜欢就换个地点，乐得自由。”[32]林桂莲对阿妈职业的评价其实是“局外人感觉”，她们不大了解住家工情况，只凭一般情形想象女佣像奴婢一样受主人气。其实妈姐与妹仔的区别就在于妈姐是有人身自由的雇工，而妹仔是“养女”身份，没有人身自由，妈姐与主人是雇佣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工作界限分明，，通常主人对她们也较为客气，笔者尚未见到对妈姐“凶神恶煞，呼奴喝婢”的记载，而虐待妹仔的记载就较多。

在女佣群体中，有不少人是自梳女或不落家，她们不愿嫁人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是“不喜欢人家管”（刘卿施），“我想独立，不想照顾公婆、小叔和小姑”（陈欢），“我害怕生孩子，也不想承担养孩子的责任”（陈清玲），“我不想当媳妇，我想自由”（梁秀琦），“怕成为男人的奴隶”等等。[33]还有一些女佣并不是自梳女，她们也想有个家，但她们目睹了太多不幸的婚姻和不幸的妇女，在她们看来，嫁个穷丈夫，妻子不仅要做工，还要照顾孩子、公婆和丈夫，终日劳累，嫁个富丈夫，丈夫就会娶小老婆，终日受气。有一位女佣阿莲对婚姻的矛盾看法是这一部分女佣的代表。阿莲“面色红润，身材也不差，尤其是一条长长的辫子，乌溜溜地不多不少的恰到好处，服装也很讲究，可说得上是一个俏女佣。”她常常自怨自艾地说：“做工做到怕，不如走去嫁”，但真要去嫁，又不知嫁给谁好，当富人的姨太太她不愿，当杂货店伙计的妻子她也受不了，因为这些人都是穷光蛋，她说：“我要嫁有钱而又漂亮的男人做妻子，如果嫁的是穷人，不但没有福享，生男育女过穷日子，或还要出来做工的话，倒不如不嫁人，自由自在地多么好啊！”[34]在男权社会里，自梳女认为做工人也好过做妻子，她们用不婚来反抗男性的压迫，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

(三) 华族女佣参与社会活动

1937年日本侵华及其所犯下的暴行激起海外华人社会极大的爱国义愤，华人积极投身支持祖国的救亡活动，华族妇女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1941年的新马抗日救亡运动为华族妇女提供了社会参与的契机，在“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旗号下，华族妇女的政治动员较为充分，从社会活动家、知识妇女、女学生到女佣、舞女、女工和家庭妇女，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个人经历、教育水平和职业的差别，华族妇女政治动员的程度不同，女社会活动家、女教师、女学生和少数女工是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而大部分女工和家庭妇女则是外围力量，华族女佣属于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

女佣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成立赈济祖国难民会，募捐救济祖国难民。1937年10月8日新加坡600余名粤籍女佣组织临时赈济祖国难民会，由谢妹、谭氏和何碧珊发起。此次临时筹赈会共筹得2000余元，悉数捐给祖国。[35]1938年吉隆坡女佣王十姐发起组织“吉隆坡女佣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并请文人帮助写了筹款誓言。这份誓言内容如下：“东北失，冀东出，夜郎大，谋益急，哀我神州，惨无宁日。卢沟变起兮，平津失，张北沦陷兮，察绥碎。平汉正太相告急兮，晋豫遭秽。呜呼，轩辕华胄，芸芸五亿，如恙如平，惨受残贼。蕞尔倭奴，要挟三则，伟哉蒋公，弗受其逼，长期抗战，群策群力，鼓我军三令，沪松杀敌。……同人等虽为女佣，家鲜千钟，然北天遥望，涕泪重重，用是□集同行涓滴，聊佐演剧筹赈之资，希望仁人巨腋，共布扬技之施，救人救已，积善固获鸿禧，为国为家，献金义亦难辞，愿我同侨，共图勉之。”[36]这篇文绉绉的誓词表达了女佣虽位卑家贫，但心系祖国的情怀。1938年4月马六甲女佣发起成立粤女佣演戏筹赈祖国难民会，会员每人至少捐二元。[37]

二是新马女佣组织演戏筹赈，并踊跃认购公债。1937年11月新加坡女佣组织演戏筹赈，同时报效金银手饰，据《星洲日报》载：梁巧云金戒指一枚，罗枝金戒指两枚，伍亚娣金表一个，邝亚义金戒指一枚，张节芳金表一个，梁转好耳环一对，陈亚女玉环一只，何爱玉金戒指一只……。[38]1938年5月芙蓉女佣剧团登台，筹款共得2,000余元。[39]1938年5月槟城女佣筹备游艺助赈，活动发起人为在外国人和富人家帮佣的女佣。[40]

三是组织献金活动，一般在中国各种代表团到新马时进行。1940年当武汉合唱团到达槟城时，槟城女佣在槟华筹赈会妇女委员会职员李慧英的协助下举行女佣同人大会，决定武汉合唱团来时，捐献巨金，捐款办法为新年时组织队伍出发贺年，收入义款，概为献金，并成立女佣献金筹委会，主席陈足意，总务尹亲娣，总队长叶冯景、熊亚妹。[41]

四是建立女佣组织。女佣积极参加筹赈活动使她们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她们谋求建立佣妇互助会，在1940年2月8日，筹备已久的女佣组织终于成立，名为“粤华妇女互助会”，主席为罗剑文，参加者大都是受雇于欧籍家庭的女佣，其宗旨是“经济自立，团结一致，互助、捐输”。[42]

女佣在人家帮佣，她们怎么能有时间参加筹赈活动呢？通常在欧籍人家当保姆的女佣利用带孩子到花园散步的时间，聚在一起，一个人照看所有孩子，其他女佣则排练节目。在华族家当保姆的女佣直接向主人请假，一般都能获主人准许，因为这关乎爱国。

华族女佣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表现出的组织性、活跃性颠覆了人们对女佣的传统看法，她们在筹赈活动中的良好组织和巨额捐款有时令女学生也自愧弗如。曾有一位学生惭愧地说：“女佣的工作比我们的还要有秩序，真是，知识分子！”[43]

新马华族女佣是华族妇女最大职业群体之一，她们基本上是文盲，为自立和养家活口而辛勤劳作，她们处于社会分层中的底层，但她们以自己的勤劳不仅养活了自己、家庭和亲戚，而且还促进了侨乡和新马经济的发展。女佣中的自梳女和不落家非常顾家，他们视帮助父母、兄弟、子侄为己任，一些女佣将钱汇回家乡，帮助父母买田、盖屋，帮助子侄上学、娶亲。[44]应该说，闽粤侨乡的发展也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华族女佣积极参与救亡运动，显示了草根阶层的爱国情怀。